因为傅雷喜好棍棒式教育，所以《傅雷家书》不适合选入“中学生必读书目”。事实上，这本书中的很多内容，并不适合中学生阅读。
一位“讨人厌”的父亲
傅雷为人严肃、性格爆烈。
反映在其对傅聪、傅敏兄弟的教育中，就是常说的“棍棒式家教”。
傅聪曾说起鼻梁上面的伤疤：
“就是五岁时，有一次，他（指傅雷）在吃花生米，我在写字，不知为什么，他火了。一个不高兴，拿起盘子就摔过来，一下打中我，立即血流如注，给送到医院里去。”
傅聪还说到练琴偷懒时，父亲的严厉管教：
“我一面练琴，一面看《水浒传》呀！就是这样，这里是琴谱，我就automatic的练（弹琴示范），忽然，背后天喝一声，就像《水浒传》里形容的一样。我爸爸走路没有声音的，忽然走到背后，这就给打得半死！”
傅雷的次子傅敏也回忆，
“在小时候，父亲打我们，而且父亲有这样的特点，你越哭，他越打，我当时真的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每一次挨打，我都明白原因，有时是调皮捣蛋，有时是做错事，比如撒谎。”
朋友的记忆中，傅雷的教子风格同样如此。杨绛曾回忆，有一次她和钱钟书等人在傅家做客，傅聪、傅敏在楼梯旁偷听，傅雷“一声呵斥，两孩子在登登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傅雷夫人朱梅馥赶忙过来劝解。过了一会儿，傅雷发觉他们还在偷听：
“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谈。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
图：傅雷和傅聪在一起
对于这种家教方式，傅雷后来也自觉不妥。《傅雷家书》中收录的第一封信，就是傅雷向傅聪表示“悔意”的：
“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妈妈说。”
第二天，傅雷继续在信中说：
“可怜的孩子，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我也知道你从小受的挫折对于你今日的成就并非没有帮助；但我做爸爸的总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错误……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一部分罪过。”
实际上，傅雷此后的教育理念并没有太大改变。只是儿子不在身边了，一方面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思念；另一方面就是想继续打，也打不到了。
傅聪离开上海后，傅雷习惯性地希望继续掌控他的生活。
1954年7月的一封信中，傅雷说：
“孩子，希望你对实际事务多注意些，应办的即办，切勿懒洋洋的拖宕。夜里摆龙门阵的时间，可以打发不少事情呢。宁可先准备好了再玩。”“要嘱咐你的话是说不完的，只怕你听得起腻了。可是关于感情问题，我还是要郑重告诫。无论如何要克制，以前途为重，以健康为重。在外好好利用时间，不但要利用时间来工作，还要利用时间来休息，写信。”
在同年8月的信里，傅雷又对傅聪说：
“你素来有两个习惯：一是到别人家里，进了屋子，脱了大衣，却留着丝围巾；二是常常把手插在上衣口袋里，或是裤袋里。这两件都不合西洋的礼貌。围巾必须和大衣一同脱在衣帽间，不穿大衣了，也要除去围巾。手插在上衣袋里比插在裤袋里更无礼貌，切忌切忌！何况还要仗衣服走样，你所来往的圈子特别是有教育的圈子，一举一动务须特别留意。对客气的人，或是师长，或是老年人，说话时手要垂直，人要立直。”
“在饭桌上，两手不拿刀叉时，也要平放在桌面上，不能放在桌下，搁在自己腿上或膝盖上。你只要留心别的有教养的青年就可知道。刀叉尤其不要掉在盘下，叮叮当当的！”
“出台行礼或谢幕，面部表情要温和，切勿象过去那样太严肃。这与群众情绪大有关系，应及时注意。只要不急，心里放平静些，表情自然会和缓。”
傅聪当时20岁，早已成人，傅雷竟然还要絮絮叨叨、事无巨细地给予指导。显然，在傅雷心中，从未将傅聪当作一个成人看待。而现代家庭教育通常的要求是，父母必须培养孩子的自主意识，让他早日对事物产生自己的判断。
图：在波兰时的傅聪
1954年9月，傅雷收到傅聪从波兰寄来的照片，回信说：
“看照片，你并不胖，是否太用功，睡眠不足？还是室内拍的照，光暗对比之下显得瘦？又是谁替你拍的？在什么地方拍的，怎么室内有两架琴？又有些背后有竞赛会的广告，是怎么回事呢？通常总该在照片反面写印日期、地方，以便他日查考。”
“还有一件要紧的小事情：信封上的字别太大，把整个封面都占满了；两次来信，一封是路名被邮票掩去一部分，一封是我的姓名被贴去一只角。因为信封上实在没有地方可贴邮票了。你看看我给你的信封上的字，就可知道怎样才合适。”
在这封信中，傅雷对于一张没有写清拍照时间、地点的照片，都要一一询问；对于信封上文字的大小，都要详细指导，可见其对孩子的控制欲有多强烈。
及至1960年，傅聪在英国和弥拉·梅纽因结婚后，傅雷的嘱咐更日益多起来。这一年的11月26日，傅雷给傅聪的信中说：
“还有一件事，妈妈和我争执不已，不赞成我提出。我认为你们都还年轻，尤其弥拉，初婚后一二年内光是学会当家已是够烦了，是否需要考虑稍缓一二年再生儿育女，以便减轻一些她的负担，让她多轻松一个时期？妈妈反对，说还是早生孩子，宁可以后再节育。但我说晚一些也不过晚一二年，并非十年八年；说不说由我，听不听由你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朋友之问尚且如此，何况父母子女！有什么忌讳呢？你说是不是？我不过表示我的看法，决定仍在你们——而且即使我不说，也许你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傅雷甚至还专门写信，意图指导儿媳弥拉的生活。他在1961年5月的一封信中说：
“从你婚后，我觉得对弥拉如同对你一样负有指导的责任：许多有关人生和家常琐事的经验，你不知道还不打紧，弥拉可不能不学习，否则如何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呢……特别在人生的淡泊、起居享用的俭朴方面，我更认为应当逐渐把我们东方民族（虽然她也是东方血统，但她的东方只是徒有其名了！）的明智的传统灌输给她。”
同年6月，傅雷又嘱咐傅聪：
“说到弥拉，你是否仍和去年八月初订婚时来信说的一样预备培养她？不是说培养她成一个什么专门人才，而是带她走上严肃、正直、坦白、爱美、爱善、爱真理的路。希望你以身作则，鼓励她多多读书，有计划有系统地正规地读书，不是消闲趋时的读书。你也该培养她的意志：便是有规律有系统地处理家务，掌握家庭开支，经常读书等等，都是训练意志的具体机会……做人是整体的，给我们经常写信也表示她对人生对家庭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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