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者，男女之间萍水相逢、短暂相好也。
从字面意思上来看，这个“嫖”字并无有违伦理道德、法律法规之处，但如果结合古之社会环境乃至现今的男女关系发展过程，萍水相逢的男女之间，想要实现短暂相好就只有一个实现途径：金钱交易。在清代乃至之前封建皇权社会中，
“嫖”虽然并非违法行为，但在现今社会中，这种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男女关系，非但受到伦理道德批判，更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家庭和谐乃至疾病传播的违法行为。
和“嫖”一样，“赌”乃系传统观念认为的“心魔”所在，传统俗语“嫖、赌沾身，家散妻子分”、“赌博成双、嫖娼独往”也基本将“嫖”和“赌”界定在了同等程度上的罪恶。那么，既然“赌”和“嫖”的危害程度相当，为何还会出现“劝赌不劝嫖，劝嫖两不交”的说法呢？
1、危害程度确有不同和“嫖”不同，封建皇权社会对于“赌”有着更为明确的禁止态度。清朝统治阶层认为，“赌”，乃系致使“荒弃本业，荡废家资，品行日即于卑污，心术日趋于贪诈 ”的罪恶源泉。古代社会，虽然将“赌”和“嫖”并列为严重影响社会风气的“四大恶习”，但就律法层面对于两者的约束有着明显区别。
清朝统治者吸取明朝荒淫亡国的教训，下令京城之内严禁各级官员嫖娼狎妓、侑酒行欢，违者削职问罪。《大清律例》规定，文武官员嫖娼、吃花酒的要打六十大棍，拉皮条的打三十大棍。但这种法律层面的约束，仅仅局限于各级官员及其子弟，而不包含普通民众。
而对于“赌”，封建统治阶层认为此乃“劫人之财，戕人之命，伤人之肢体，破人之家，败人之德”的源头，“善良之害者，莫大于此”。在《大清律例》中，有着明确的规定：
凡赌博，不分兵民，俱枷号两个月，杖一百。对于开设赌场的抽头者，惩治措施更为严厉：
初犯杖一百，徒三年；再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存留赌博之人，初犯杖八十，徒二年，再犯杖一百，徒三年。仅就清代而言，自康熙到雍正，清代禁赌法规不断完善，形成了历史上最完整、全面和严厉的禁赌法规。在如此严苛的律法制约下，人们对于“赌”的劝诫绝对是善意之举，乃系挽救人身、财产安全的积极行为。而对于“嫖”的劝诫，就有着多此一举甚至故意戏谑的嫌疑，而被人误会甚至因此关系破裂。
2、两者性质有着本质区别所谓“小赌怡情、大赌伤身、豪赌才会灰飞烟灭”，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人类娱乐方式，“赌”虽然被历朝历代予以了不同程度的禁止态度，但从本质上讲这只是一种消遣方式。只不过，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赌博被以盈利目的才成了禁止和摒弃对象。和“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必定拥有不同意义”的赌博不同，“嫖”
虽然一定程度上被封建社会所允许，但在伦理道德和传统文化看来，这种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的行为之所以隐秘进行，就是因为有道德准绳的约束。在封建礼教和律法规定并行统治的封建社会，传统礼教对于人们的约束程度远远大于律法规定。人们对于声誉、形象的要求，高到令人难以想象。
所以，这种隐秘、丢脸的行为即使被关系非比寻常的亲朋好友劝诫，也必定会予以矢口否认乃至倒打一耙，一口咬定是对自己的诬陷，以维护自身正面形象，以致有了“劝赌不劝嫖，劝嫖两不交”的说法。
劝赌不劝嫖，劝嫖两不交，为何能劝赌不能劝嫖？老祖宗处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