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自称运用“语言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方法发现了中国上古史的秘密：黄帝裔出巴比伦，汉人的祖先是巴比伦人。拉克伯里的“西来说”不为欧洲主流汉学界所接受，但当其被介绍到日本后，备受学界瞩目，出现了以桑原骘藏和三宅米吉、白鸟库吉为代表的反对派和支持派。
1900年，白河次郎和国府种德将“西来说”写入面向大众的《支那文明史》中，此书出版后引起在东京和上海的排满知识人的积极反应，《支那文明史》转述的“西来说”被译介为若干中文文本。不过，当意识到“西来说”表征着汉人的外来性而不合排满革命政治目标时，先前的支持者便纷纷转而反对。通过分析拉克伯里“西来说”的各个中文文本可知，清末经由日本传入之“西来说”乃是一种具有政治色彩的知识。
一、楔子
1894年，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在其题为《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的著作中，撰述了一个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故事：
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nte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历经艰险，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处征伐，传播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①。Nakhunte又作NaiHwangti，即黄帝之谓，巴克族为“百姓”（Bak Sing）转音。被中国史书奉为文明始祖和帝王谱系之源的黄帝原来裔出巴比伦，中国人（汉人）的祖先原来是巴比伦人。这就是所谓中国文明源于巴比伦的“西来说”②。
在欧洲汉学历史上，虽然有关中国文明“西来”的议论始终不绝其声，但拉克伯里的观点并未为主流汉学所首肯。意味深长的是，当拉克伯里的“西来说”东传至亚洲后，在日本和中国却获得了不少知己。1900年，两位日本业余历史学者白河次郎和国府种德将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写入面向一般大众的《支那文明史》一书中。
这本普及读物是日本明治时期众多关于中国历史的著述中的一本，不能代表学界主流的看法。然而当1903年其转述的“西来说”被介绍到中文世界后，在东京和上海的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巨大波澜，一时附和者众，“西来说”甚而还进入了传播公共知识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之中。
1920年代随着仰韶文化遗址的挖掘和相关研究的开展，“西来说”在考古学界重新成为一个话题，拉克伯里的“西来说”亦不时为人提起。此说一经流传开来，便俨然成为讨论中国古史时无法回避的话题。对于这段公案，缪凤林曾痛加批判③；以“疑古”著名的学者顾颉刚也颇表怀疑④。
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展开，1929年何炳松⑤、金兆梓⑥等学人又竞相对其加以批驳。绝大多数中国学者不但直指拉克伯里“西来说”之荒诞，还异口同声地讨伐清末转述“西来说”的蒋智由等人，大概在1930年代中叶，“西来说”便从中国历史叙述中销声匿迹了⑦。
时隔一个甲子，在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起源的讨论中，黄帝重新成为学人们热议的话题⑧。讨论的一个焦点是清末知识人何以要借助“西来说”来营建以黄帝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孙隆基认为，清末民族主义的象征符号“黄帝”和“支那”分别来自日本⑨。石川祯浩具体考察了日本资源——黄帝的出身和肖像来源——在黄帝民族主义建构中的作用⑩。杨思信和李帆介绍了拉克伯里“西来说”在清末传播的概况(11)。吉开将人把汉族“西来说”与苗族“先住说”结合起来讨论多民族史观在中国之形成问题(12)。
在笔者看来，围绕“西来说”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还很多：拉克伯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在“西来说”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起到了怎样的中介作用？清末民初知识人何以关心“西来说”？或曰在不同的文本中“西来说”被赋予了怎样的内容？
在方法论上，以往几乎所有研究在指出近代民族主义建构性的同时，均以本质主义的方法将“西来说”纳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直线时间序列中，从而低估了不同文本之间的差异，简化了民族主义作为历史概念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比如，1992年出版的冯客的《近代中国的种族话语》一书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