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罗曼·罗兰在此时，已将以强力称威从自己“英雄”概念中排开，而把“为公众服务”，“全人类忠仆”的孙中山，列宁，甘地等奉为“英雄”，这就使此概念包含有崇高的社会意义和深刻的人道观念。由此也可以看出，此时的罗曼·罗兰，思想与先前写“名人传”时增加了实践人道观念的社会内容。
对于傅雷信中对“不抵抗主义”的表述，罗曼·罗兰作了一番指正。他首先认为，这个问题“所设太广太繁，非短简可尽”，但他在对印度著名的甘地的不抵抗主义行为进行论述后，明晰地说：“余将首先声明，余实不喜此‘无抵抗’之名，以其暗示屈服之观念，决不能表白英雄的与剧烈的行动性，如甘地运动所已实现者。唯一适合之名辞，当为‘非武力的拒绝’。”
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最早成书于1913年。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西方世界有关文明的认识问题，尚未进行深度反思。在二十多年后，罗曼·罗兰显然对此问题有了新的心得：“盖吾人对于国家或党派实行强暴时之残忍，决不能作何幸想。吾人不能依恃彼等之怜悯，亦不能幸图彼等攻击一无抵抗之敌人时或有内疚。”
基于此，罗曼·罗兰意识到，不抵抗主义这样的事，“宁勿轻于尝试！否则即不殒灭，亦将因恐惧而有中途背叛之日。”可以说基本否定了这种思想和做法。虽然他在信末以理想主义的信念说：不论其是否使用武力，人类必将向统一之途迈进！
罗曼·罗兰的原信，傅雷将其影印制版，置于1935年3月出版的中译本《托尔斯泰传》卷首。傅雷还将此信翻译出来，附加了一个《论无抵抗主义》的标题，作为代序刊在这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作前面。
接到罗曼·罗兰信不久，傅雷有一朋友准备赴欧洲，因当时向国外寄信颇不方便，傅雷匆匆赶写一函，托请朋友到欧洲后寄出。这就是傅雷寄给罗曼·罗兰的第二封信：
大师座右：
六月三十日赐书奉悉，不胜感激。尊作“名人三传”，译稿已为商务印书馆接受，该馆系我国最大之出版社，惜乎书待明年方能印就。鄙人已将大札译成中文，同时亦已复制所赠照片冠于《托尔斯泰传》卷首；特此再致谢意。
在这封信中，傅雷提到自己还想翻译罗曼·罗兰《昔日音乐家》和《今日音乐家》两部著作，因为“真正之中国音乐尚不存在，或说已不存在，故尤应介绍欧洲音乐，以音乐家之人格更重于音乐也。”查傅雷译作，并没有这两部著作，可知后来大约没有译出。
在思想上，傅雷也同意罗曼·罗兰认为在混乱之时，“洁身自好之士惟有隐遁于深邃之思想境域中”之看法，表示自己“惟期隐遁于精神境域中耳。”
这封信写于1934年8月20日，由赴欧洲的友人携带，在9月21日由法国马赛港寄发。在这封信中，傅雷附了自己一帧照片。照片背后，有“谨致深切的敬意，傅怒安。一九三四年八月”字样；罗曼·罗兰在边上注明：“傅怒安，‘三名人传’之中译者。”四
傅雷译出的“名人三传”，是分别出版的。其中《贝多芬传》虽译出较早，但寄给商务印书馆被退回后，他便先搁置了下来。《托尔斯泰传》193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序言以作者罗曼·罗兰致译者书替代；《弥盖朗琪罗传》1935年8月排印。傅雷本人极看重的《贝多芬传》，十多年后又重新译过，由上海骆驼书店排印。前后十数年，译者是花费了极多心血的。
当然，如读者所知，罗曼·罗兰的作品，傅雷并不仅仅翻译了“三名人传”，使这位法国大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先后有数人翻译过，但傅雷翻译，最初由商务印书馆，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仍是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译本。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第一卷，是1937年出版的，这时距“名人三传”初译初版，不过一两年，由此可见，在翻译罗曼·罗兰作品方面，傅雷当时下了极大功夫，用去了他刚从欧洲返回不久的大量时间和充沛的精力。这是至今应当感激的。
傅雷与这位法国著名作家的交往情形，人们最初所知，只是罗曼·罗兰给傅雷写过信。因为这在当时就由傅雷译出，置放在《托尔斯泰传》译本前面。而傅雷致罗曼·罗兰的信，半个世纪来并不为人知。
1982年，已经八十八岁高龄的罗曼·罗兰夫人，将一批丈夫与中国人通信的资料寄给中国翻译家、学者戈宝权先生。在这些资料中，寻找出了傅雷的第二封信函。这封信经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法国文学学者罗新璋先生译出，最初引述发表在戈宝权先生的文章中。后来，傅雷的第一封信也被寻出，仍由罗新璋先生译出。这两封信的译笔，罗先生追摹当时傅雷翻译罗曼·罗兰信的韵调，凝炼而古奥，两相对照，颇有意趣。
傅雷与罗曼·罗兰的交往，是中西文化交流中颇有意义的事。罗曼·罗兰的作品，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译者傅雷功不可没。而他们间的交往，也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中必然地呼唤及应合，困惑或认知。这在异质文化交流中必然会碰到，记述出来，或许会对我们今天不同文化背景间的交流有所助益，这是值得认真体会的。
参考资料：http://www.hb.xinhuanet.com/hbcampus/2008-11/27/content_1503801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