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盛极必衰的转折点，公认的是“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55年—公元763年）的一场叛乱。
安史之乱
政治方面的原因：
唐玄宗执政后期，年老昏聩、耽于享乐（很多皇帝的共同特点），朝政先后被李林甫、杨国忠把持几十年，特别是李林甫为宰相期间，因为嫉贤妒能，一直安排无背景的胡人为地方将领，这些地方将领（以节度使为主）逐渐拥兵自重，典型的例子就是安禄山（胡人一个）。
而真正有本领、对中央忠心耿耿的人，被排除在核心权力之外。
军事方面的原因：
唐初，沿用隋朝的府兵制，置有634个府，其中有261个府兵用于保卫长安（设置在关中地区），从而保证朝廷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中央政权。
但唐玄宗于公元722年，在边境设置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以数州为一镇，不仅仅管理军事，而且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从而掌握额辖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全部大权。原来的地方长官刺史，成了节度使的下属。
不要认为唐玄宗李隆基脑子坏了，才设置了兵镇（节度使）制度。要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
实在是因为唐朝经历了初期的发展，边疆规模越来越大了，边疆地区的压力越来越大，必须要有足够大的动员和管理能力，才可以镇守和抵御外部。
实行节度使制度的初期，边疆的军事实力果然大为增强，大唐的整体国力也随之增强，比如灭后突厥、击败吐蕃、令回纥、渤海等国臣服，一举扭转了武则天时期边疆战事不利的局面。不夸张的说，这一制度的实行，让唐朝达到了顶峰时期。
所以唐玄宗才不断的下放各种权力。但物极必反，各兵镇（节度使）的整体实力越来越大（含军事实力），中央就渐渐难以管辖了。
比如，到了天宝年间，安禄山一人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节度使，拥兵达到20万之多。而中央政权仅有兵力8万不到。安禄山不反，才怪。
导火线：杨国忠和安禄山之间的矛盾，俩人互掐很久了，都想致对方于死地。虽然安禄山早有反心，但杨国忠是让安禄山下定决心起兵的直接导火线。
最根本的原因，四个字：土地兼并。
从北魏到唐朝前期，一直实行一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就是均田制。
部分土地在耕作一定年限后归耕种者所有，部分土地在耕种者死后要还给官府。
均田制的实施，肯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减少了田产纠纷，有利于无主荒田的开垦，有利于农民摆脱对地主的依附，使中央政府控制的自耕农阶层的人数大大增多。
因而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作用。
最重要的是，让大部分土地集中到中央政府的手中，从而增强了中央集权。
除了均田制，唐政府把赋税制度由租调制发展为租庸调制，即可以纳绢或布代服徭役。
均田制使农民获得一定的土地，租庸调制又保证了农民的劳动时间。
这两种制度成为唐朝经济繁荣的重要保障。
均田制和土地兼并，是一对矛盾体，在封建农业社会，哪一个占据上风，从根本决定了那一历史时期上层建筑的统治情况。
均田制为主，则中央集权强大；土地兼并严重，则地方割据势力强大。
土地兼并是农业社会非常普遍的现象，准确说，应该是循环往复出现的现象。
唐朝中期后，为什么均田制会被破坏，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了呢？
因为唐政府在政策上，放宽了对土地买卖的限制，甚至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都可以买卖。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允许的，现在就允许了。
这就麻烦了，给了土地兼并以发展的机会。各级贵族、官僚、地主大量购置土地，这个阶层拥有的私有土地数量，远远超过了普通农民。相当于架空了中央政府的土地所有权。
没有了土地所有权，任何一个封建政权都无法掌控全国政权。
所以，“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最终走向灭亡，根源就在于四个字：土地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