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20年来耕地面积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
3增减耕地的质量差异
如果只从数量上比较耕地面积的增减，不能充分说明目前发生在我国的耕地问题的实质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而且人多地少的国度，尚存的可开垦宜农荒地资源已十分有限。因此，近年来新增加的耕地主要是生产力较低的边际土地。这些耕地产量低而不稳，退耕的危险很大。此外，由于人口与耕地在空间分布上高度相关，损失的耕地，尤其是非农建设占用的耕地，主要是优质的农田。这些耕地往往含有很高的物化资本。从以上所述耕地面积变化的地理分布上，也可以看出这些问题。
为了说明近年来我国耕地变化造成的农业生产力的损失，我们按增、减耕地所在地区的粮食单位面积平均产量进行了大致的估算[6].1988～1995年间，我国新增加的耕地面积为39万HM2/A ，减少60万HM2/A ，比例为1∶1.54.按增减耕地所在省份和所发生的年份粮食平均产量水平估算，新增加耕地贡献的粮食为143万T/A ，减少的耕地造成的粮食损失为236万T/A ，比例为1∶1.65.假如将空间尺度缩小到县，这种估算就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1980～1994年间，我国耕地净增加县份增加的耕地总计为10万HM2/A ，净减少的县份减少共44万HM2/A ，比例为1∶4.4.按增减耕地所在县份1990年粮食平均产量水平估算，耕地净增加县份贡献的粮食约424万T/A ，耕地净减少县份的粮食损失为3216万T/A ，比例为1∶7.6.实际上，采用所在地区平均产量水平来计算，多数情况下是过高地估计了新增耕地而过低地估计了损失的耕地的生产水平。但无论如何，这一估算说明，假如只是从总量增减平衡上来衡量我国的耕地问题，可能会舍本求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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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耕地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我国耕地面积的变化与经济波动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图1）。
首先，从全国耕地总量的变化曲线上看，以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提高为特征的经济鼓动期都伴随着新一轮的耕地总量滑坡，而经济调整期则出现耕地损失减缓的势头。与固定资产投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情况。以这个时期中耕地减少幅度较大的1992～1995年为例，以省级数据计算的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5.非农建设占地对固定资产投资较为敏感，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城乡的建设用地效率低，不够集约。如果把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用耕地的面积作为评价用地效率的指标，我们发现，用地效率较高的省份大都分布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如京、津、沪、吉、粤、鲁、闽等；城市化水平低的省份往往用地效率也低，如藏、皖、豫、黔、滇、桂、陕等（表1）。乡镇企业在空间布局上的分散是造成非农建设占地多的一个主要方面。全国乡镇企业集聚在城镇的只占8%，其余分散在农村[7].以省级资料做比较，发现乡镇企业分散程度高的省份用地效率就低（表1）。
*资料来源：建设占地为1992～1995年数据，来源于文献5；固定资产投资为1992～1995年数据，来源于文献4；工业企业数和城市化程度为1995年数据，来源于文献4.
在1988～1995年间，农业结构调整造成的耕地损失占总耕地损失的一半以上。这部分占地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退耕还林还草，二是开辟果园或开挖鱼塘。前者主要是在政府有关环境和生态保护政策和十大防护林工程的指导和带动下进行的；后者主要是农民在比较经济效益的驱使下发生的①。1979～1996年，我国的果园面积增加了近4倍。从增长曲线上来看，与粮食产量的增长有密切的关系。果园面积的两个快速扩大期（1985～1988年和1993～1996年）都是在粮食总产上了一个台阶之后。1985～1988年是果园面积扩大最快的时期，它是在1983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农民人均占有粮食得到了迅速提高，人们开始寻找提高收入的新的土地经营方式。同时，我国3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是在1984年前后达到历史新高，为农业的多种经营提供了可能。
土地退化构成我国耕地损失的另一个重要的驱动因子。我国每年因灾害毁损的耕地面积平均为4.5万HM2左右，主要发生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各省。灾损耕地严重的省份也是开荒面积最多的地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75.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均较恶劣，环境十分脆弱。一般来讲，受沙漠化威胁大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因灾损而弃耕的面积较大；受水土流失威胁较大的西南地区，因灾损而弃耕的面积相对较小，但造成的耕地生产力损失也是不可忽视的。
5政策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作者认为在我国目前耕地保护的政策和管理上，应强调以下几点：
（1）在耕地的保护上，数量和质量应并重。政府在有关政策的宣传和掌握上，应尽快从行政区“耕地总量平衡”向“基本农田的有效保护”和“用途管制”转移。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片面强调总量平衡，不仅造成该保护的良田没有保护好，还间接地鼓励地方开垦那些不适宜耕种的土地，造成环境和生态的恶化；
（2）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不利于耕地的保护。应鼓励城市的发展，缩并自然村，使乡镇企业向城市和中心城镇靠拢；
（3）城市和乡村土地流转机制的不健全是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重要限制因素。应加快城市土地一、二级市场的建设；进一步巩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4）由于普遍认为我国的后备耕地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而这里的耕地开垦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最大。因此今后的耕地开发一要慎重，二要合理规划。
参考文献
1李秀彬：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核心领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国际研究动向[J].地理学报，1996，51（6）：553～557.
2Brown L R.Who Will Feed China [M]？New York：W W Norton＆Company ，1995.
3FAO.Food for All [R].Rome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1996.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79～1997）[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79～1997.
5国家土地管理局。中国土地统计资料（1989～1996）[Z].北京：国家土地管理局，1989～1996.
6中国农科院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中国耕地[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
7陈锦华。1998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李秀彬（1962－），男，河北固安人，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研究员，博士，从事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坡地综合整治研究。
①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中国农用土地资源十年变化分析评价（1986～1995）。199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9831020）。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