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人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现实不满，都在愤怒、抱怨、谴责甚至谩骂，都认为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中国的事情都是当官的无能或者败坏造成的（当然当官的会抱怨国民素质太低），与自己没有关系，自己仅仅是个受害者。因此，每一个个体都认为自己是高尚的，了不起的，国事都被别人弄糟了，要是自己在位置上会怎么怎么样。事实是，说着漂亮话的人们，照样在做着不漂亮的甚至是为人不齿的事情。中国的这种世俗传统文化和现代革命观念造成的不反求诸己、诉诸灵魂的习惯，实在是祸国文化的恶劣表现之一，影响至深且巨。往深处追究，中国人的上述表现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的“原罪”意识。在古代，中国儒家文化还强调道德自觉，提倡“慎独”、“内省”等向内修炼的功夫。到了近代，由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普及，人们习惯于把世间种种罪恶归咎为制度的罪恶，强调社会原因和阶级性，否定人性的善恶和灵魂的救赎，甚至连传统的道德自省也抛弃了。中国人在揭露和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劣根性时，很少从人性的角度认识和思考问题，声讨的都是制度和文化这些外在的原因，比如鲁迅批判旧礼教的“吃人”本质，再比如眼下关于制度和人的关系的没完没了的争论。但鲁迅有个了不起的地方——这就是他在声讨传统礼教“吃人”时，他把自己也算进了“吃人”主体之内。鲁迅的逻辑是：传统(父辈文化)有罪，而我身上有传统的基因，所以，我也有罪；我身上的罪和传统的罪一脉相通，因为祖宗的血脉也在我的血管里积淀下来，我不能不承担一分罪责。换言之，这四千年形成的“吃人的筵宴”一直沿袭下来，不论愿意与否都传到“我”身上，“我”自己也帮着排筵席，这就是有罪的明证。所以，我必须承担吃人的罪责。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中国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在谴责中国人的劣根性性，是把自己排除在外的，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众人皆污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感和痛苦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中国的境遇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文化存在的上述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以及世界史上的著名文学家，他与托尔斯泰并称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上的“双峰”。有人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那个时代文学的广度，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的则是同时期俄罗斯文学的深度。但托尔斯泰在20世纪的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影响极其广泛，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则较少有人问津。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开始被中国的学界关注和重视，他的许多作品如《穷人》、《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都不同程度地被中国一些读者喜爱。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在中国的境遇，究其原因，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托尔斯泰更关注彼岸世界，更醉心于灵魂的叩问，而托尔斯泰虽然也属于俄国，也信仰基督，但是他的基督具有强烈的现世色彩，因此，他更关心社会甚至要为社会提供改革的方案，托尔斯泰笔下的理想人物是关心民瘼的改革家列文(《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想人物却是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大贡献，在于揭示了黑暗社会中人们的孤独，苦闷，绝望的变态心理。他在揭示造成这种变态心理的根源的同时，一方面又在努力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民族是笃信宗教的民族，顺从，忍耐是俄罗斯民族的天性，只要人人皈依宗教，用基督替世人受难的自我牺牲精神净化自己的灵魂，做到仁爱，宽恕，温良，恭顺，这样人们才会摆脱苦难，让灵魂升入天堂。所以，从本质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是信仰基督，追求仁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基督是人伦的最高典范，“没有什么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美的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不管人类犯下多大的罪恶，只要皈依宗教，在上帝面前虔诚地忏悔，就会获得新生。显然这种思想是不会被关注现实的儒家传统以及追求暴力革命的现代意识形态所接纳的。对于俄国的这两个伟大作家的重大区别，史宾格勒有一段极为尖锐的话，值得讨论：他(指托尔斯泰——引注)本质上代表一种伟大的理解力，是已经“启蒙运动”后的，是属于“社会心态”的。他所看到的一切，是文化后期的，世界都会的，及西方形式的问题。托尔斯泰仇恨私有财产，这是一种经济学家的仇恨，他仇恨社会体制，这是一种社会改革家的仇恨，而他仇恨国家观念，也无非是一种政治理论家的仇恨，并不是出与真正的宗教精神。故而他对西方产生重大影响，——而他在各方面，也本都属于西方，属于马克思、易卜生及左拉这一流派。相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属于任何宗派，只属于原始基督教的使徒精神。像他这样的灵魂，可以忽视一切我们所谓的社会性的事象。因为这一尘世对他而言，毫不重要，不值得去改进。灵魂上极大的痛苦痉擘，与社会主义何曾相干？一个宗教，若是着手于社会性的问题，也就不成其为宗教了。但陀思妥耶矢斯基生活于其中的“真实”，甚至在他此生的生命中，即已是一种直接展示于他的宗教性创造。他笔下的阿廖沙，已否定了一切的文学批评，甚至俄罗斯的文学批评，也不例外。他的基督式的宗救生命，如果写了下来——如他一直想写的——将是如同原始基督教的“福音书”一般的真正的福音，而“福音书”，完全已脱离了古典文学及犹太文学的形式之外。另一方面，托尔斯泰，则是西方小说的巨擘——他的《安娜·卡列尼娜》远超侪辈——而即使在他穿着农人装束时，他仍然是一位文明社会中的人物。现在我们把首尾勾勒出来：陀思妥邪夫斯基是一位圣人，而托尔斯泰只是一个革命家。托尔斯泰，是彼得大帝的真正继承人，只有从他这里，才会产生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主义不是彼得主义的反面，而毋宁是彼得主义的最终课目，也是自形上问题转入社会问题的最后降坠。在中国早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中，鲁迅曾经就中国人难读懂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过如下的分析：“一、人类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人类不敢正视自身诸多的心理现象。人的灵魂深处本来就不安份，敢于正视自己，并向别人承认的人就更少，何况写出来曝光。这是人类心理的共同特征。二、把人放在万难忍受的境地，反复煎熬、磨炼，极力使他们在痛苦的极限中活得长久，这是常人无法接受的心理耐久力和承受力的考验。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快要破裂的忍从’，是太伟大的忍从，中国读者不熟悉、不理解。俄国人是笃信宗教的民族，基督教义深入俄国百姓。中国没有基督，在中国，君临一切的是‘礼’，而不是‘神’。四、对于千百年来以儒家中庸之道为处世哲学的中国人，对人对己都讲求既不过分又无不及。中国人世代承袭的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平和泰然，不习惯让心灵总是处于激烈的震荡和受难般的超越中。”再直白一点、概括一点说，中国人之所以不喜欢或者说不懂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因为妥思妥耶夫斯基不重视现世的“经验”和“重复”——而这些是理性的重要特征，而是只沉浸在深邃的精神世界里，对荒诞的事物充满敬意。中国是一个只注重“现世”的“礼”的世界，只对现世感兴趣，不习惯进行灵魂的拷问。中国不像俄罗斯有“现世的此岸世界”与“神的彼岸世界”，在彼岸世界中，具有另一种秩序和尺度。所谓进入灵魂的深处，就必须逼近彼岸，然后在彼岸发出呼号并与此岸展开对话。总之，生活在此岸世界的中国人，不可能到灵魂的王国里去自省，凡事只找客观原因，只会抱怨和谴责（当然，我不是绝的地反对抱怨、批评和谴责，这些无疑都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只是觉得我们也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和层面进行一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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