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是社会系统一种重要的润滑剂，信任他人本身就是一种合作，表现出信任者对被信任者的一种善意，别人信任自己就是一种对自己的肯定，失信行为将会受到惩罚，如群体的压力、关系网的丧失等。守信的长期收益大于失信带来的即期收益。信任是双方的互信，作为一个理性人将不会通过欺骗行为获取一次收益而丧失长期的发展机遇，为了获得他人的信任，一些跨国公司已开始通过发布道德声明、公司行为准则等，自发性努力以控制企业行为的道德性[22]。另一方面，缺少信任不仅阻碍了企业信息化过程中的知识转移，也会影响到双方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这是因为企业往往缺乏评估软件质量的技术，以及对开发人员的监控能力，致使许多问题难以在分析、设计，甚至测试阶段发现，而在系统具体配置后出现的问题，又会造成由于需要大范围的返工而遭到开发人员拒绝，这又会进一步引起用户对开发人员的不信任，并产生对系统的抵制情绪。
建立信任关系对于企业与开发商都是有利的，这种信任关系在一些长期项目或重复活动中尤为重要。信任能够使开发人员更愿意去做或更容易执行，这是因为信任可以减少一些复杂的监督控制，并在主观上保证参与双方长期合作的机会，而且企业软件的开发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过程，此时更需要开发人员的主动性和自愿性。对于在长期合作过程中建立的信任关系，除了能够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及商务活动的处理成本外，还可以在相关活动中产生一种“特殊”关系，比如战略联盟、合作伙伴等，而基于这种特殊关系的利益远远超过了一个短期项目的收益。
3.3.1.1 标准委托－代理模型
假定企业（委托人）与开发商（代理人）之间采用线性激励合同（如前所述），则委托人的期望效用等于期望收入：
企业信息化过程中人员行为的研究
假设成本系数b=2，则代理人努力成本c（a）=a2，效用函数为
企业信息化过程中人员行为的研究
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企业信息化过程中人员行为的研究
这样，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合作问题就转换为求下列模型的解：
企业信息化过程中人员行为的研究
若代理人的保留收入为0，即只要确定性收入U≥0，代理人就愿意参与开发活动。在委托人可以观察到代理人努力情况下，有a*=1/2，β*=0,a*=1/4；在代理人努力水平无法观测时，由∂U/∂a=0，求出代理人的激励约束条件a＝β/2，并将其代入U+V，利用一阶条件可得β＝1/（1+2k）。从而可以看出：①代理人越具有风险规避特性，风险意识系数k越大；代理人越是害怕努力工作，他应该承担的风险就越小；②风险意识系数k越大，代理人的期望效用就越小，为诱使代理人选择同样的努力水平要求β越大，k→∞时，a→0，双方之间的契约失效；③由于a＝β/2、U+V＝β/4 由
3.3.1.2 信任合同的定义
理性人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即每一个人都是以最少的付出获取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在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风险中性时，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代理人利益最大化，以及双方共同利益最大化是等价的[23]；在代理人具有风险规避特性时，激励系数β与风险意识系数k成反比，表明风险越大激励效用就越不显著。信任能够使双方获利，代理人越是遵守诺言收入就越高，努力水平越大所受的压力就越小。代理人所承受的压力既可能是物质上的奖惩，也可能是来自于社会准则、道德规范的行为激励。只要证明秩序本身是具有某种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的，则博弈双方遵守游戏规则的行为既是道德的也是理性的。当约束力为强制时它是实施机制，当约束力为非强制时它是信任变量。为了便于后面的分析，可用（αs，βs,as）表示标准委托－代理模型（3.15）的解，这样所定义的信任合同可描述为：
定义3.1：代理人是可信的，是指在缺乏外部激励条件下代理人愿意工作。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双方之间的合同（α，β，a）满足α≥αs、β≤βs，以及a≥as，则称之为信任合同。
信任合同是指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中的当事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以诚实、守信为道德基础的契约行为。只有委托人信任代理人时，才会提供一个外部激励较小的合同，并期望获得不低于不信任合同时的代理人努力水平，这是因为在委托人信任代理人而代理人却最大化物质收入时，委托人将面临更大的损失。在没有明显外部激励条件时，信任是双方之间的合作基础，而且这种信任应贯穿于合作活动的始终[24]。也就是说信任合同是以社会人格为前提的，而不基于重复博弈的强制效果。
信任主要体现于人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利他主义三个方面。其中行为准则可以表现在软件企业CMM、ISO 9000的认证，以及政府相关限制、行业规范与自律等多个方面，这也是我国企业正在探讨与解决的热点问题。遵守道德规范、讲究诚信是市场经济中商务活动的基础，开发过程的隐蔽行为可能会带来较好的短期效益，但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世界著名的SAP公司正是依赖于“与客户一起成长”理念而成为ERP龙头的。利他主义更多地体现于拓展市场方面，比如软件公司对其产品的免费升级、新产品赠送等，具体到企业信息系统实施过程中的行为表现还有待探讨。因此，这里仅对引入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变量后的委托－代理模型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