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展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以下简称“两类公司”）改革探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还有不少争议和困惑，需要厘清。
“两类公司”改革的重要意义
厘清为什么要推进“两类公司”改革是顺利推进“两类公司”改革的前提，需要深刻把握改革的内在逻辑。
第一，“两类公司”要成为体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分水岭。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进行配置。目前市场经济规则与秩序已进入最后完善的阶段，国有企业应通过“两类公司”改革，构建政府与企业的“一臂之距”，更加清晰和明确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使“两类公司”成为法治化市场环境配置资源的合格市场主体。
但中国国有资本还存在配置上的结构性问题，国有企业的高杠杆和相对较低的资本回报，表明存在“资本结构性错配”，在赶超模式下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和增长偏好被强化，预算软约束问题没能有效解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决定》提出要“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也说明了两类公司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是国家所有权代理链条上的一个关键节点，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从代理链条向上追溯，必然要规范国家所有权政策，优化国有资本配置规模、范围、优化方向和策略，以及政策意愿的法制化传导机制；向下延伸自然是功能定位、权责边界、治理结构、管控体系、机制创新。因此在产权层次上应鼓励“两类公司”所属企业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员工持股改革，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第二，“两类公司”要成为市场经济中服务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平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混合所有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以及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四个问题放在一起集中表述，不仅是归类的需要，而且有内在的逻辑，特别是明确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其逻辑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强化顶层国有资本控制，动态调整国有资本配置，逐级放大国有资本的影响力，重塑大型国有企业的微观结构，释放体制机制变革的活力，探索引领战略新兴产业，提高国有资本回报造福社会公众。从各国经验来看，通过政府投资承担探路成本抢占产业制高点，是包括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内的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国有资本发挥主导作用、占领“制高点”，控制经济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其载体是“两类公司”。要通过“两类公司”，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充分发挥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效应，积极追踪技术革命的浪潮，快速引领推进国民经济新引擎的发展形成，激发经济新动力、新活力，提高国有资本发挥主导作用的效率。
第三，“两类公司”要探索中国特色产融结合新模式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成立之初，很多都是政府一纸批文，没有资本金注入，直接融资比例低，这也是导致企业负债率杠杆率过高的重要原因。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市场随着经济发展在金融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是普遍规律。2012年底，中国直接融资占比为42.3%，不仅低于美国（87.2%）、日本（74.4%）、德国（69.2%）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66.7%）、印度尼西亚（66.3%）等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不相匹配，且这种失衡一直处在加强的趋势。而2007—2012年，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由53%上升至76%。在经济下行阶段造成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体系，客观上也加重了实体经济融资难和融资贵、居民投资渠道有限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除了要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外，一个重要措施是培育发展一批大型产融结合直接投资的投资运营公司。
从国际上看，产融结合有英美模式和莱茵模式这两种模式。英美模式以美国、英国为代表，奉行自由市场经济，侧重金融立国，企业偏好金融使命，投资银行起到强大的中介作用，企业融资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主，企业股权分散，采取以股权为导向的公司治理结构，实施较为激进的劳资政策。英美模式资本转化率高，对资产的增量调整和存量优化都快速实现，比较有利于宏观风险的规避，但面对市场失灵和长周期产业缺乏解决问题的力度。莱茵模式以德国、荷兰为代表，日本师从德国，韩国学习日本，具有更强的政府主导特征，将市场作为繁荣经济的工具，侧重产业立国，企业偏好产业使命，一般是银行主导型，商业银行主导产融结合，公司以间接融资为主，法人资本的力量超过私人资本，商业银行等法人机构持有企业最大股份，股权相对集中。比如德国大企业85%的股份由银行、退休基金等法人机构持有。从1949—1989年，日本法人持股从15.5%上升到72%，大型企业形成了银行相互持股的产权结构。莱茵模式中以银行为导向的公司治理结构，经济目标均带有社会性质，关注劳资协同和社会福利，社会各阶层分享繁荣福利。但银行主导容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放大银行体系和企业经营连带风险的担忧。法国在上述两种模式之间选择了折中。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以银行为基础的经济体转向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的阶段。同时，经济发展不平衡、庞大的人口和老龄化的压力使得中国尚不具备高福利的积累和支付能力，因此应结合英美模式和莱茵模式的优点，在产融结合方面选择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的有机结合，重视产业立国，适度使用金融杠杆。在此过程中，“两类公司”的制度设计具有很强的金融属性，属于类金融公司，是具有中国特色产融结合的最佳载体。“两类公司”应实施国家经济战略，大力开展股权投资，对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市场化机制，提高企业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例，提高企业资产证券化率，对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具有全局意义。目前，很多大型国有企业逐步从财务公司演进到产融结合阶段，积累了不少产业控股和金融控股经验，具备了改组组建两类公司实践基础。且产融结合是大型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实现规模扩张和产业多元化的重要手段，可以帮助企业有效降低交易费用、节约运营成本、创造协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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