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案例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发生在四川泸州，大致情况是某男通过遗嘱把财产遗赠给了“二奶”，其妻拒绝交付财产，“二奶”向法院起诉的案例，搜索上述关键词，应该能找到，下面说说我的观点。
上述案件基本上是民意战胜了法律规则，尽管也可以通过法律的所谓公序良俗原则自圆其说，但是在本案中法律的权威和刚性还是受到了挑战，只是挑战的对手是看似神圣的民意。法律之所以为法律，根本原因是其反映民意——这是应然，现实中却非必然和绝对——这是法律公正的基石；法律有普适性和稳定性，他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也意味着它不可能朝立夕改，因为法律的刚性而造成某些实质不公是实行法治付出的必要代价，这种不公正是完善法律的动力之一。
这其实牵涉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问题，我国向来有重视后者的传统，对于前者却考虑较少。简单的说，尊重形式就要求有法必依；看重实质就会动辄跳出形式的程序即法律，而追求人眼中所谓的正义，事实上是一种人治，法律没有得到完全的尊重，没有必然的适用性，只是选项之一。亚里斯多德的法治观就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地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所以我认为，一旦法律合乎程序地确定，就不能够随意地由所谓民意来撼动它的权威。
当然，我的论点都是在既存法治社会的框架之下，上述结论的前提，也是被遵守的法律是一种反映民意的“良法”，这样，人民遵从的逻辑上应该是自己的意志。所以我认为民意的表达应该主要通过立法程序真实全面地表达，在司法过程中，基于已经被上升至法律的民意的权威，基于司法权的必要独立性，不宜被民意过多地干扰。就像你说的民意具有不稳定.不确定性，法律的形式却与之对立，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创建规则的过程中，需要固化不稳定的民意。
你说的现实的确很常见，有法律本身的质量问题，也有人的形式法治观念淡漠的问题。民意在任何时候都很重要，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之下，确有必要增加法律与民意之间的互动渠道。不仅在立法制度上（这个不是今天讨论主题），在法律执行过程更有必要，因为法律从它一出生就已经落后于时代了。但是互动的途径必须规范化，否则不难想象，司法审判过多地屈从民意，凭着我们那么多炒作高手和策划精英，泛滥的“民意”肯定把法院取而代之。司法中的民意如何表达，我的想法是通过程序规范，指定民众参与的路径，大开言路的同时，也不会冲击制度，损害权威，否则那场面会像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那么混乱，法官还活不活了。
现实中，某些司法制度已经这么做了，比如国外的陪审团制度，法庭之友，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都是司法过程中的民意表达。就像我刚才说的，法律的工作是某种固化，你也可以说是僵化。什么是民意？这是个问题。民意表达呢？所以还是法律或者规则来说话，让你在法的框架里表达，不然你表达的就不是民意，你的表达就是干扰司法公正。另外，司法中的民意表达也不完全是法律保留式的，即法律规定了你才能做；在民众监督和舆论评价这方面，民意表达的手段是应当得到足够宽容而多种多样的，但仍然以司法独立为底线。这要求法官够坚强够专注，其前提都是够专业，可是…
最后正面回答你的问题，司法应当独立，因为只有独立才能公正。它本身不能直接为民意所左右；但是当司法制度存在合适的民意参与的路径，两者就能够实现某种双赢，因为这里民意介入的是一种程序，程序能够同时引导出秩序和变数，后者能让人积极参与，前者则可以维系法律的稳定和社会的有序，这是值得珍视的法律价值之一。
呵呵，被逼着写了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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