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中国周代的典箱,被尊为“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西方文明有《圣经》,东方文明有《周易》。周易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根本与源头,对中国后来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产生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建筑、医学、音乐、绘画、日常生活等无不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仍至到影响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就连《论语》中也多处引用《周易》的词语。 《周易》是一部古代经典,是关于人类思想和宇宙本质规律的学问,其原理在得到正确认识后,对未来世界的发展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周易》的作者周文王姬昌在商纣时期为西伯,建国于岐山之下,积善行仁,政化大行,因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而被囚于羑里,后得释归。益行仁政,天下诸侯多归从,子周武王有天下后,追尊为周文王,商末诸侯首领,史称西北侯,追封为周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先祖古公、父亲季历之法,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的社会风气,使其领地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与其子姬发在宝鸡蟠溪钓鱼台聘姜尚为军师,自岐山起兵率军攻伐殷商,是西周王朝的开创者。发明“文王八卦”,流传于世,《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被商王囚禁期间在狱中写了《周易》一书,在位50年。 《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故古人多依司马迁之说而认同《周易》乃周文王所著,今人则有不同观点。由于成书很早,随着时代演变,文字含义已多不为世人所理解,《易》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便已不易读懂。为此古人专门撰写了《易传》以解读《易经》。今天我们所说的“周易”通常指《易经》和《易传》二者的结合。 《周易》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我国最古老、最有权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简称《易》、又称《易经》,包括经和传两部分。《周易》经部本是筮占书,其文字部分是对相应易卦象征意义的解说和人事吉简吉凶的判定,而传部是对“易”的理解和对《周易》文辞的发挥等内容。 易卦系统最基本的要素为阴阳概念,而阴阳概念包括阴阳的性质和状态两层意义。如果不理会阴阳的状态,只论及其性质,则可以用阳爻(-)和阴爻(--)表示阴阳。将上述阴阳爻按照由下往上重叠三次,就形成了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基本卦,称为八经卦。再将八经卦两两重叠,就可以得到六个位次的易卦,共有六十四卦,这六十四卦称为六十四别卦,每一卦都有特定的名称。如果再考虑阴阳的状态,则阴阳概念又进一步划分为“老阴,老阳,少阴,少阳”四种情形,可以用“X,O,--,-,”四种符号分别代表之。六十四别卦每一卦的每个位次上都可能有四种阴阳状态,于是全部易卦系统就共有 4096种不同的卦。如果将阴阳性质构成相同的各个卦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主卦卦名相同的六十四种分系统,可以称为某某卦系。《周易》经部文字说明的内容就是对六十四卦系中部分易卦的象征意义的解释以及相应的人事吉凶判定(称为占断)。其中每一卦系的第一条内容是相应的全静卦的占断,其后的六条(乾坤卦系有七条)内容是顺次排列的对相应卦系一爻动的卦的占断。秦汉以后的易学对此都存在错误或者说模糊的认识。 占筮及《周易》一书起源于甲骨卜的实践,或许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写下了六十四卦系的卦辞。后来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弟子继承了孔子对周易的发现,著了《易传》。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李斯将其列为医术占卜书而幸免于难。 按照古书记载,易有“三易”《连山》、《归藏》、《周易》。春秋时代,《周易》作为占筮书流行,不断有人对它进行解释和研究,其中包括孔子,到战国时期,便出现了《易传》七种,包括《文言》、《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序卦传》、《杂卦传》合共十篇,称为“十翼”。后来《易传》被编入《易经》,就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 《周易》中运用八卦预测信息的方法的发明,正是我国人民具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真实写照,他们在实践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疑难之事,不是求助于偶像,而是运用通过八卦今昔信息预测的科学方法,预测自然和人事吉凶方面的有关信息,对一切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从而更好地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推动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所以,易卦及《周易》,是个储存量很大的信息库。 《周易》历经数千年之沧桑,已成为中华文化之根。易道讲究阴阳互应、刚柔相济,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五千年文明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久历众劫而不覆,多逢畏难而不倾,独能遇衰而复振,不断地发展壮大,根源一脉传至今,是与我们民族对易道精神的时代把握息息相关的。 《周易》这部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瑰宝之所以能长存于世,正在于它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它独特的超前预测、超前反映的功能是目前任何科学仪器无可比拟的,可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人体本身就是一个信息感应器,它本身就有预测信息的功能,而且分工细而严密。摇卦时铜钱平放于手心,人的易场力作用于铜钱,使之按照感应易场发生运动,于是铜钱的变动就反映了相应事物的阴阳变化。 目前,我国的易学研究在原理探索上仍无重大进展,理论研究停步不前,思想混乱,实际应用容易趋向神秘主义。上述状况严重歪曲了易学的学术地位,阻碍了中华易学良性化发展的步伐,蒙蔽了易学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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