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说自古忠孝两难全，是源自汉代的李密不愿为官，写《陈情表》上书曰：“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臣无祖母，无以至今；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说自己是老祖母抚养长大的，现在老祖母老了，需要自己在身边孝顺、赡养。
在封建社会，人们要忠地君主也代表忠于这个国家，侍奉双亲也就是要侍奉老爸妈。在封建社会，忠和孝是社会的或者说社会维持的两大基石，少了任何一个不可，以前的君主提倡以孝治天下就是这个原因。
孔子也说过：一个人孝顺而喜欢违法乱纪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守法安 已，而喜欢叛乱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孔子的这一主张就成了封建社会比较实用的以孝治国的政策，被历代君主所沿用。 但在有些时候，比如战争或其它的大事发生的时候。
那么侍奉结双亲 (以前侍奉双亲要求在双亲身边照顾他们的所有事，不能离开双亲，而且由于孝 道长时间沿用也变的有死板和保守更加剧了这一现象）就会和尽忠于国家产生冲突。孝是治国之本，一个不尽孝的人是会被所有人骂的，而且会受当时的法律严惩。
所以孝早已深入人心，但国家有事，个人也要尽其之能，就要离开双亲，将尽心于国家之事。人们将国事放在重要位置，所谓无国便无家就是由此而来。所以说忠孝不能两全，在以前在有选择的时候选择任何一个都可以为人接受，但现在的社会怕只能选择忠了，这也是社会发展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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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成大事者，都难免要经受忠孝难两全的考验，其实对父母的“孝”和对祖国的“忠”并不矛盾，这种“忠”是更大程度上的“孝”。但“孝”有多种表达方式，并不是一定要守在父母身边才算是“孝”。
可是，如今再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心中难免不生疑窦：忠于事业，恪尽职守，理当如此。但当它与父母亲人特需亲情关照产生矛盾时，孰轻孰重，不言而喻，可孰急孰缓呢？在单位，无论你肩负何种职责，离了你单位不会就此瘫痪，不会因你没上班而消亡。
而父母关键时刻没了亲情，并就此撒手西去，你难道不后悔一辈子，忏悔一辈子？一个不爱自己父母的人，他能热爱自己的工作吗？一个不热爱自己事业的人，他拿什么来报答自己的父母？ 天下父母心都是希望自己孩子事业有成。
有时为了事业少了对父母的关心是不对的，父母需要关怀。工作是多和父母联系让他知道自己的子女的情况。要知道自己事业的成果是为了什么。赚钱是为了养活家人，为祖国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国家也希望广大人民安居乐业。家庭幸福美满。所以对事业热爱的同时应该关心家人。
四川邛崃山有条山路叫“九折阪”，回曲九折，崎岖险峻，经常发生车毁人亡的惨剧。西汉年间，有个叫王阳的官员，经过“九折阪”时，异常恐惧，不禁感叹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怎么能在这样危险的地方行走呢？”当即称病辞官。西汉末年，有个叫王尊的官员，也经过“九折阪”，他看到地势险峻，就问随行的下属：“这是不是王阳畏惧的那条路？”下属说：“正是。”王尊告诉驾车的人：“走快点！王阳是孝子，我王尊却要做忠臣！”于是，后人把王阳、王尊的故事称作“阳孝尊忠”。
在这里，“忠”和“孝”（或者说“忠臣”和“孝子”）似乎成了互相对立、不可调和的两个极端。其实，“忠”和“孝”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古人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就是这个道理。选择“忠”，或者选择“孝”，都不能算错误。忠臣可敬，孝子也同样可敬。究竟选择什么、舍弃什么，关键在于自己的心目中“忠”和“孝”哪一个置于首位。
儒家经典《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所以王阳选择了“孝”。
《孝经》又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就是说，“孝”是道德的根本，事父母之“孝”应该转化为事君之“忠”。这是在提倡“移孝于忠”，“忠”成为政治化的道德。在家尽孝，事君尽忠，是士大夫立身的道德准则。所以王尊选择了“忠”。
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历代帝王都会要求臣下选择“忠”。他们经常自我标榜“以孝治天下”，那是说给别人听的，他们最希望的是臣下的“忠”。唐玄宗亲自为《孝经》作注，他说：“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士大夫不能只在家尽孝，更应该事君尽忠，“忠”成为衡量政治化道德的尺度。危难关头，当“忠”和“孝”无法兼顾时，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忠”而不是“孝”，“孝于家”应该让位于“忠于国”。
颜真卿也特别强调“忠”。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议东都留守韦陟谥号，太常博士程皓谥为“忠孝”。时任刑部尚书的颜真卿，立即反驳说：“出处事殊，忠孝难并。已为孝子，不得为忠臣；已为忠臣，不得为孝子。故求忠于孝，岂先亲而后君；移孝于忠，则出身而事主。”（《驳吏部尚书韦陟谥忠孝议》）在颜真卿看来，忠孝不能两全。孝则在家养亲，问寝问膳；忠则出仕事君，以身许国，势必无暇顾及养亲，所以说心可并存忠孝，而实际上难以两全。作为士大夫，既然出仕，理当以天下为己任，以忠为念，则已无暇孝亲，所以说忠臣就不能做孝子。颜真卿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不计个人安危，忠而殉难，堪称忠君报国的千古楷模。
东汉时，鲜卑族进犯边境，辽西太守赵苞率兵迎敌。不料，他的母亲被对方劫持为人质，并以此逼迫赵苞退兵。在战场上，赵苞强忍悲痛对母亲说：“儿子乃国之官员，守土有责，不敢因私恩而废大义。”一面哭，一面下令进攻。赵苞是把“忠”置于首位，而他的母亲却惨遭杀害。后人把这段故事，称作“赵苞弃母”。
鲜卑军队被击溃后，赵苞含泪将母亲安葬。他对父老乡亲说：“吃着朝廷的俸禄而逃避灾难，不是忠臣；杀了自己的母亲而保全忠义，不是孝子。如此，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人世？”他竟日郁郁寡欢，最终吐血而死。他是夹在“忠”“孝”两难抉择中间的牺牲品。
这当然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事例。一般情况下，大部分官员所面临的难题是：自己外出做官（尽忠），却难以侍奉家中父母（尽孝）。有人试图调和二者之间的对立。元代剧作家高明的《琵琶记·高堂称寿》说：“人生须要忠孝两全，方是个丈夫。”这番话，听上去很美，实际上很难做到。
不过，还真就有人做到了。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山东费县人王雅量考中进士，做了山西阳城县令。俗话说“夫贵妻荣”，他的妻子孙氏，完全可以跟着他一起出门，去做官太太享享清福。可是，王雅量并没有带妻子一起出门，而是把她留在家里，替他侍奉父母。此后几十年间，王雅量去过很多地方做官，他宁肯自己过得清苦一点，也始终没有携带家眷。他本人在外面为国尽忠，他的妻儿替他在家尽孝，用这种方式做到了“忠孝两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