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词人柳永和周邦彦都擅长描写,分析二人慢词艺术的不同

如题所述

柳永和周邦彦是宋词发展史上的两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的词作存在着明显的继承与蜕变。
一、题材之不同:柳词内容丰富,周词内容较单薄
柳永、周邦彦虽早年生活相似,都曾长期与歌儿舞女在一起过着偎绿倚红的生活。但不甘约束而狂放不羁,屡试不第,晚年才中进士的柳永几乎浪荡、漂泊了一辈子。而周邦彦却几历官场风云。如此身世反映在他们的词作中,艳情是相同的一面,而不同者居多,也可以说柳词有拓展性,周词则在题材内容上显得相对狭隘。
柳词中反映妇女生活、男女恋情、别愁离恨的词作占去了《乐章集》大半,其中妓女生活写得尤为细致、大胆。陈锐认为“屯田词在小说中如《金瓶梅》”(《碧斋词话》)。如:《洞仙歌》此词极写“洞房深处”男恋女爱的甜蜜而嬉戏的生活情景。《雨霖铃》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极写离别之意。
柳词中描写都市繁华的词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著名的《倾杯乐》咏京城元宵节的盛况;《木兰慢》咏京城清明节。词中所写的“路旁拾簪”、“珠翠纵横”,就大可与《东京梦华录》所记的盛况相互印证;还有著名的《望海潮》,词中细致地描绘了杭州的繁华富丽。京城如此,京城以外的城市又怎样呢?《一寸金》描写了成都景致,其中“雅俗多游赏”一句,表明了士大夫文人和市民群众竞相游赏的乐景象;《瑞鹧鸪》写苏州景致,其中“万井千闾富庶”之语,即道出了这个“人间天堂”当时的富足程度。
柳永虽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太平盛世”中,然而他个人的遭遇却未免坎坷。因此,他曾一度宦游西蜀和江浙,写下了许多表现身世遭遇的“羁旅行役”之思的词篇。如《迷神引》、《双声子》等。
而相对于柳词,周词在题材和内容上有很大的局限。因周邦彦生活面的狭窄,词的题材未能超出传统内容:一是艳情词几乎占了《清真词》的全部内容。代表作如《兰陵王》、《西河》、《金陵怀古》等。二是少量抒写宦海感慨和羁旅之思的怀古伤今的词篇。如《苏幕遮·燎沉香》表达了家乡的美好和自己深怀渴慕的心情。
总之,周邦彦的词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创作题材上都不及柳永丰富,他的词往往是“旧曲翻新”,内容上往往显得较为空虚、苍白。正如王国维所说周词“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

二、风格之不同:柳词具有雅俗共赏之特点,周词却以纯雅取胜
对词的内容有所拓展,这是柳永对词的贡献,而雅俗结合的风格则体现了他对词的继承与革新。
柳永描写自己与歌妓艳情生活的词总的来说是较俗的。他毫不避讳,甚至是欣然自得地写自己的情场生活。他对女性作充满色相的具体化、世俗化地描写。如:《驻马听》、《定风波》、《锦堂春》、《慢卷袖》中所描述的那样:“红茵翠被。当时事、一一堪垂泪。怎生得依前,似恁偎香倚暖,抱着日高犹睡。”“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鸳衾图暖。须臾放了残针线。脱罗裳,恣情无限。”(《菊花新》)为了直露地表现以上内容,柳永最爱用对女性声色体态及对环境香艳温柔进行描写的词汇,即所谓“语俗”。如写女性动辄是“嫩脸羞娥”、“风柳腰身”、“香靥深深”、“檀口含羞”、“抬粉面,携纤手”等。写环境是“洞房深处”、“凤衾鸳枕”、“深屏香被”等。在他的词作中出现了类似描写女性声色“套语”,体现了柳词俗美的语言风格。
当然,柳永词并非一俗到底,也有很大雅的成份。这种雅词主要体现在他“羁旅行役”词和描写都市风光的词作中。柳永写这些词,特别是写羁旅行役词时,表现出文人,特别是失意文人的典型心态与情感。大有文人悲秋的情调。如《安公子》,此词由羁旅行役诱发出人世社会兴亡替代的感慨,这是典型的文人雅志。且柳永在写以上这些雅词时善于配以文人的雅语。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八声甘州》)。苏轼曾评述“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出”。又如“几许渔人飞短艇,尽载灯火归村落”(《满江红》);“一望关河,萧索千里清秋”(《曲玉管》)。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双声子》、《夜半乐》、《望海潮》、《望远行》等。
纵观柳词,确实存在着雅俗共赏的特点。相比之下,周词却是以纯雅取胜的。
周词的纯雅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容之雅。说其词内容雅,并不是说他不作艳情词,而是说他写这类词时多以“和婉委曲之笔写相思之情与心理之爱。”(《白雨斋词话》)这和柳永写性爱不同。因此陈锐说“屯田词在小说中如《金瓶梅》,清真词如《红楼梦》。”周词中的多数艳情词写得较雅,即使是那些狎妓之词,也尽量求雅。如《意难忘》,虽有“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夜渐深,笼灯就月,子细端相”的体态描写,但能就此煞住,转而进行心理描写,比起柳词,就较为典雅。正如杨海明在《唐宋词史》中所说的周词“不像柳永有时只知在“枕席”上滚来滚去。”另一方面,周词之典雅的风格表现在语言上。这主要体现在融化前人诗句、诗意,工于炼字炼句,善于对仗用典上。周邦彦能自铸伟辞,但更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如从己出。周词往往是一首词中数句化用,不仅从字面上化用前人诗句变成新的语言,更从意境上点化前人诗句而创造出新的意境,从而把它发展为一种完备的语言技巧。最典型的是《西河·金陵怀古》,全词化用唐刘禹锡《金陵五题》的《石头城》、《乌衣巷》和古乐府《莫愁乐》三首诗而成。语言经重新组合,意境更饶新意。名作《瑞龙吟》(章台路)也融化了杜甫、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人的诗句,几乎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出处,但不露痕迹。周词融化前人诗句入词,贴切自然,既显博学,又见工巧,因而深受后人推崇。沈义父《乐府指迷》即说周词下字运意,“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

三、抒情方式不同:柳词直言其情,直抒胸臆;而周词重托物寄情而轻正言直叙
柳词直率明快、不粉饰、不雕琢,正所谓“皆无表德,只是实说。”不同于托物言志,触景生情,而是毫无余地、毫不做作地将自己的感情宣泄出来,使其具有一种风发泉涌的感发力量。如:“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于何人说”(《雨霖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凤栖梧》);“梦难极。和梦也,多时间隔”(《倾杯乐》)等结句,都是“毫不隐瞒,毫不修饰,让那感情的原样子,迸裂到字句上的奔迸表情法。”柳词也善于切情附物,选择一连串的意象,如借景抒情时善于将各种有关的景物组织在一起,但一到抒情时,总要不时地宣泄几句。“知何时、却拥秦云态?愿低帏昵枕,轻轻细说与,江乡夜夜,数寒更思忆。”(《浪淘沙》)的直白语,味道顿时薄下来。
周词在表情方式上对柳词有一定的继承。其词也有一些直述情怀的句子。如“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解连环》);“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风流子》)等,是“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这是周邦彦对柳词承继的一面。而周词与柳词的不同在于承柳而不囿于柳词。他往往运用比兴手法,重托物寄情而轻正言直叙,诗人的内心情怀完全渗入外物,情景交融,创造出幽渺深远,耐人寻味的意境。让我们以《浪淘沙》为例,这首词从主旨上并无太多新意。第一段写情人离别的场面,第二段写分别时“情之切”,第三段写别后之感伤。作者以第二段“翠尊未竭,凭断云留取,西楼残月”这种高远的意境作结,在第三段用一系列暴风骤雨般的描写抒发自己的伤情,这种抒情几乎没有一字直露的宣泄,而是通过“光消”、“衾叠”、“香歇”、“壶缺”、“梨花雪”等描写来完成的。这种含而不露的描写给人一种“于软媚中有气魄”之感。决非点到为止,浅尝辄舍,而是层层挖掘,层层加深。
通过以上分析,可看出柳周二词人的表情方式不尽相同:柳词侧重于说实,正言直叙,不求含蓄,即使是写景,也是“见眼中景物,道心中人物”的白描式。他着意将心中的情感向外喷发,作直接的表白,使人产生强烈的震动和共鸣。而周词则更多的是托物寄兴,体物缘情,情景交融,含蓄委婉。我们读周词,总有一种“幽约怨悱”、“不能直言”之感。

四、结构不同:柳词平铺直叙,周词结构形态多样,手法多变
柳词在结构上,以铺叙见长,但他的铺叙往往是平铺直叙,给人以一览无余之感。这种结构方式是按人们最习惯、最易被接受的思维方向流行的。如前半部分写景,后半部分抒情;前边写因,后边写果。从时间角度上看,按时间的自然顺序即过去、现在、将来;从空间角度上看,按照明晰的自然空间位置来转换,如从内到外,从高到低,从远到近,从东到西,或者反过来。如《引驾行》:上阕从离别时的自然与心理环境写起;然后写离别;最后抒情。下阕集中抒情。抒情是按过去、现在、将来的自然时序展开。这样全词的结构很清晰。类似的如《双声子》、《八声甘州》等。
而周词并没有驻足在柳词的平铺直叙上,其结构形态多样,手法多变。诚如夏敬观所说:“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一篇之中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手评乐章集》)周邦彦讲究人工思力,他不像柳词那样以平铺直叙为主要形式。他往往采用回环往复、因果倒置、时空交错等手法,有意使结构复杂多变,其词给人以摇曳多姿之感。如其名作《兰陵王·柳》,此词别情中渗透着漂泊的疲倦感。第一片写自我的漂泊。第二片写目前送别情景,既有往事的回忆,又有别后愁苦的设想。第三片又由眼前景折回到前事。因而,整首词时空交错。一会眼前,一会过去,一会朋友,一会自己,今昔回环,情、景、事交错,层层曲折,可谓是一首穷极工巧之词。

五、语言不同:柳词自由通俗;周词严谨工丽
柳词在格调上自由,音律和谐,语意刻露,绝少掩饰假借之处。他的词多口语化、通俗化,有些竟如话家常,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地步。如《忆帝京》,全用当地口语写成,格调自由。
周词由于题材狭窄,因而他在艺术技巧上争胜。所以从周词就逐渐减少了天然的风韵,而向着人工雕炼的方向发展了。他的词音律严格。还喜欢用代词,如用“凉蟾”代月,“凉吹”代风,“倾国”代花等;喜欢融化前人诗句入词。在这方面最典型成功的例子要数《玉楼春》,它几乎句句点化前人诗句,且又能恰当地表现自己的感情,化陈腐为神奇。工于炼字炼句。
综上所述,柳永和周邦彦都喜用慢词,善于铺叙,好写艳情,精于音律。但是题材上,柳词丰富,而周词单薄;风格上,柳词俗雅共赏,而周词重典雅;结构上,柳词重平铺直叙,而周词多回环往复;抒情上,柳词重直抒胸臆,而周词多托物寄情;语言上,柳词自由通俗,周词则严谨工丽。二人词作各有特色,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宋词的发展史上,他们可称得上是宋词园的两朵瑰丽的奇葩。对后世词作产生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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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6-07-26
柳永和周邦彦是宋词发展史上的两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的词作存在着明显的继承与蜕变。
一、题材之不同:柳词内容丰富,周词内容较单薄
柳永、周邦彦虽早年生活相似,都曾长期与歌儿舞女在一起过着偎绿倚红的生活。但不甘约束而狂放不羁,屡试不第,晚年才中进士的柳永几乎浪荡、漂泊了一辈子。而周邦彦却几历官场风云。如此身世反映在他们的词作中,艳情是相同的一面,而不同者居多,也可以说柳词有拓展性,周词则在题材内容上显得相对狭隘。
柳词中反映妇女生活、男女恋情、别愁离恨的词作占去了《乐章集》大半,其中妓女生活写得尤为细致、大胆。陈锐认为“屯田词在小说中如《金瓶梅》”(《碧斋词话》)。如:《洞仙歌》此词极写“洞房深处”男恋女爱的甜蜜而嬉戏的生活情景。《雨霖铃》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极写离别之意。
柳词中描写都市繁华的词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著名的《倾杯乐》咏京城元宵节的盛况;《木兰慢》咏京城清明节。词中所写的“路旁拾簪”、“珠翠纵横”,就大可与《东京梦华录》所记的盛况相互印证;还有著名的《望海潮》,词中细致地描绘了杭州的繁华富丽。京城如此,京城以外的城市又怎样呢?《一寸金》描写了成都景致,其中“雅俗多游赏”一句,表明了士大夫文人和市民群众竞相游赏的乐景象;《瑞鹧鸪》写苏州景致,其中“万井千闾富庶”之语,即道出了这个“人间天堂”当时的富足程度。
柳永虽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太平盛世”中,然而他个人的遭遇却未免坎坷。因此,他曾一度宦游西蜀和江浙,写下了许多表现身世遭遇的“羁旅行役”之思的词篇。如《迷神引》、《双声子》等。
而相对于柳词,周词在题材和内容上有很大的局限。因周邦彦生活面的狭窄,词的题材未能超出传统内容:一是艳情词几乎占了《清真词》的全部内容。代表作如《兰陵王》、《西河》、《金陵怀古》等。二是少量抒写宦海感慨和羁旅之思的怀古伤今的词篇。如《苏幕遮·燎沉香》表达了家乡的美好和自己深怀渴慕的心情。
总之,周邦彦的词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创作题材上都不及柳永丰富,他的词往往是“旧曲翻新”,内容上往往显得较为空虚、苍白。正如王国维所说周词“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

二、风格之不同:柳词具有雅俗共赏之特点,周词却以纯雅取胜
对词的内容有所拓展,这是柳永对词的贡献,而雅俗结合的风格则体现了他对词的继承与革新。
柳永描写自己与歌妓艳情生活的词总的来说是较俗的。他毫不避讳,甚至是欣然自得地写自己的情场生活。他对女性作充满色相的具体化、世俗化地描写。如:《驻马听》、《定风波》、《锦堂春》、《慢卷袖》中所描述的那样:“红茵翠被。当时事、一一堪垂泪。怎生得依前,似恁偎香倚暖,抱着日高犹睡。”“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鸳衾图暖。须臾放了残针线。脱罗裳,恣情无限。”(《菊花新》)为了直露地表现以上内容,柳永最爱用对女性声色体态及对环境香艳温柔进行描写的词汇,即所谓“语俗”。如写女性动辄是“嫩脸羞娥”、“风柳腰身”、“香靥深深”、“檀口含羞”、“抬粉面,携纤手”等。写环境是“洞房深处”、“凤衾鸳枕”、“深屏香被”等。在他的词作中出现了类似描写女性声色“套语”,体现了柳词俗美的语言风格。
当然,柳永词并非一俗到底,也有很大雅的成份。这种雅词主要体现在他“羁旅行役”词和描写都市风光的词作中。柳永写这些词,特别是写羁旅行役词时,表现出文人,特别是失意文人的典型心态与情感。大有文人悲秋的情调。如《安公子》,此词由羁旅行役诱发出人世社会兴亡替代的感慨,这是典型的文人雅志。且柳永在写以上这些雅词时善于配以文人的雅语。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八声甘州》)。苏轼曾评述“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出”。又如“几许渔人飞短艇,尽载灯火归村落”(《满江红》);“一望关河,萧索千里清秋”(《曲玉管》)。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双声子》、《夜半乐》、《望海潮》、《望远行》等。
纵观柳词,确实存在着雅俗共赏的特点。相比之下,周词却是以纯雅取胜的。
周词的纯雅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容之雅。说其词内容雅,并不是说他不作艳情词,而是说他写这类词时多以“和婉委曲之笔写相思之情与心理之爱。”(《白雨斋词话》)这和柳永写性爱不同。因此陈锐说“屯田词在小说中如《金瓶梅》,清真词如《红楼梦》。”周词中的多数艳情词写得较雅,即使是那些狎妓之词,也尽量求雅。如《意难忘》,虽有“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夜渐深,笼灯就月,子细端相”的体态描写,但能就此煞住,转而进行心理描写,比起柳词,就较为典雅。正如杨海明在《唐宋词史》中所说的周词“不像柳永有时只知在“枕席”上滚来滚去。”另一方面,周词之典雅的风格表现在语言上。这主要体现在融化前人诗句、诗意,工于炼字炼句,善于对仗用典上。周邦彦能自铸伟辞,但更善于融化前人诗句入词,浑然天成,如从己出。周词往往是一首词中数句化用,不仅从字面上化用前人诗句变成新的语言,更从意境上点化前人诗句而创造出新的意境,从而把它发展为一种完备的语言技巧。最典型的是《西河·金陵怀古》,全词化用唐刘禹锡《金陵五题》的《石头城》、《乌衣巷》和古乐府《莫愁乐》三首诗而成。语言经重新组合,意境更饶新意。名作《瑞龙吟》(章台路)也融化了杜甫、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人的诗句,几乎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出处,但不露痕迹。周词融化前人诗句入词,贴切自然,既显博学,又见工巧,因而深受后人推崇。沈义父《乐府指迷》即说周词下字运意,“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

三、抒情方式不同:柳词直言其情,直抒胸臆;而周词重托物寄情而轻正言直叙
柳词直率明快、不粉饰、不雕琢,正所谓“皆无表德,只是实说。”不同于托物言志,触景生情,而是毫无余地、毫不做作地将自己的感情宣泄出来,使其具有一种风发泉涌的感发力量。如:“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于何人说”(《雨霖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凤栖梧》);“梦难极。和梦也,多时间隔”(《倾杯乐》)等结句,都是“毫不隐瞒,毫不修饰,让那感情的原样子,迸裂到字句上的奔迸表情法。”柳词也善于切情附物,选择一连串的意象,如借景抒情时善于将各种有关的景物组织在一起,但一到抒情时,总要不时地宣泄几句。“知何时、却拥秦云态?愿低帏昵枕,轻轻细说与,江乡夜夜,数寒更思忆。”(《浪淘沙》)的直白语,味道顿时薄下来。
周词在表情方式上对柳词有一定的继承。其词也有一些直述情怀的句子。如“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解连环》);“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风流子》)等,是“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这是周邦彦对柳词承继的一面。而周词与柳词的不同在于承柳而不囿于柳词。他往往运用比兴手法,重托物寄情而轻正言直叙,诗人的内心情怀完全渗入外物,情景交融,创造出幽渺深远,耐人寻味的意境。让我们以《浪淘沙》为例,这首词从主旨上并无太多新意。第一段写情人离别的场面,第二段写分别时“情之切”,第三段写别后之感伤。作者以第二段“翠尊未竭,凭断云留取,西楼残月”这种高远的意境作结,在第三段用一系列暴风骤雨般的描写抒发自己的伤情,这种抒情几乎没有一字直露的宣泄,而是通过“光消”、“衾叠”、“香歇”、“壶缺”、“梨花雪”等描写来完成的。这种含而不露的描写给人一种“于软媚中有气魄”之感。决非点到为止,浅尝辄舍,而是层层挖掘,层层加深。
通过以上分析,可看出柳周二词人的表情方式不尽相同:柳词侧重于说实,正言直叙,不求含蓄,即使是写景,也是“见眼中景物,道心中人物”的白描式。他着意将心中的情感向外喷发,作直接的表白,使人产生强烈的震动和共鸣。而周词则更多的是托物寄兴,体物缘情,情景交融,含蓄委婉。我们读周词,总有一种“幽约怨悱”、“不能直言”之感。

四、结构不同:柳词平铺直叙,周词结构形态多样,手法多变
柳词在结构上,以铺叙见长,但他的铺叙往往是平铺直叙,给人以一览无余之感。这种结构方式是按人们最习惯、最易被接受的思维方向流行的。如前半部分写景,后半部分抒情;前边写因,后边写果。从时间角度上看,按时间的自然顺序即过去、现在、将来;从空间角度上看,按照明晰的自然空间位置来转换,如从内到外,从高到低,从远到近,从东到西,或者反过来。如《引驾行》:上阕从离别时的自然与心理环境写起;然后写离别;最后抒情。下阕集中抒情。抒情是按过去、现在、将来的自然时序展开。这样全词的结构很清晰。类似的如《双声子》、《八声甘州》等。
而周词并没有驻足在柳词的平铺直叙上,其结构形态多样,手法多变。诚如夏敬观所说:“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一篇之中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手评乐章集》)周邦彦讲究人工思力,他不像柳词那样以平铺直叙为主要形式。他往往采用回环往复、因果倒置、时空交错等手法,有意使结构复杂多变,其词给人以摇曳多姿之感。如其名作《兰陵王·柳》,此词别情中渗透着漂泊的疲倦感。第一片写自我的漂泊。第二片写目前送别情景,既有往事的回忆,又有别后愁苦的设想。第三片又由眼前景折回到前事。因而,整首词时空交错。一会眼前,一会过去,一会朋友,一会自己,今昔回环,情、景、事交错,层层曲折,可谓是一首穷极工巧之词。

五、语言不同:柳词自由通俗;周词严谨工丽
柳词在格调上自由,音律和谐,语意刻露,绝少掩饰假借之处。他的词多口语化、通俗化,有些竟如话家常,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地步。如《忆帝京》,全用当地口语写成,格调自由。
周词由于题材狭窄,因而他在艺术技巧上争胜。所以从周词就逐渐减少了天然的风韵,而向着人工雕炼的方向发展了。他的词音律严格。还喜欢用代词,如用“凉蟾”代月,“凉吹”代风,“倾国”代花等;喜欢融化前人诗句入词。在这方面最典型成功的例子要数《玉楼春》,它几乎句句点化前人诗句,且又能恰当地表现自己的感情,化陈腐为神奇。工于炼字炼句。
综上所述,柳永和周邦彦都喜用慢词,善于铺叙,好写艳情,精于音律。但是题材上,柳词丰富,而周词单薄;风格上,柳词俗雅共赏,而周词重典雅;结构上,柳词重平铺直叙,而周词多回环往复;抒情上,柳词重直抒胸臆,而周词多托物寄情;语言上,柳词自由通俗,周词则严谨工丽。二人词作各有特色,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宋词的发展史上,他们可称得上是宋词园的两朵瑰丽的奇葩。对后世词作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2个回答  2016-07-26
柳永和周邦彦慢词艺术的不同:
柳永和周邦彦是北宋时期词坛的著名词人,两人的词同中有异,异中存同。周邦彦虽较柳永晚了近一个世纪,但是在雅俗风格的取舍选择方面以及慢词的铺叙手段方面,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继承、蜕变和发展的关系。
柳周两相似的生活阅历成就了他们相同的文学体裁。翻开《乐章集》、《清真集》,恋情词比率很大,宋代胡仔在《苕溪渔隐从话》中指出“柳之乐章,人多称之,然大概非羁留穷愁之词,则闺门淫谍之语。”周邦彦摒弃了柳永词里有关于对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和描写都会繁华以及反映中下层人民生活情趣的内容,而专工艳词和羁愁词。柳永写过一些庆贺北宋王朝和投献达官贵人的词,如《送征衣》的庆皇子“诞弥月”等等。周邦彦的《清真集》里一首也没有。但周邦彦不写这类词,并不说明他不对统治阶级唱赞歌。《宋史……文苑传》说他“元年初游京师,献《汴都赋》万余言,神宗异之,”所以,“自太学诸生一命为正。”可见他是用别的形式歌功颂德,而坚持不把此类内容入词。
因为有共同的生活经历,他们的词作中出现大量“艳情”也非常自然。比如柳永的《鹤冲天》:“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周邦彦的《瑞龙吟》:“黯凝伫。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侵晨浅约宫黄,障风映袖,盈盈笑语。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惟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周彦邦用华丽的辞藻对他放浪的生活加以粉饰,显得含蓄委婉,而柳永则直抒胸臆,毫不掩饰。这说明宋词至周邦彦还没有从“词为艳科”这一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纵观历代词评,对柳词之内容斥之者尤胜。寻花问柳,听歌买笑,本是封建士大夫们的常事,为什么唯独柳永因此受到非议和被斥为“薄于操行”呢?原因是此类事情,封建统治阶级尽可以做在暗处,但不许明里说破。柳永不仅明里与乐工、歌妓为伍,而且把这些都尽情吐露在词中。柳永虽说也是封建士大夫,确是下层破落文人,而周邦彦长居官场,帮闲味尤浓。正是因为这种地位和生活经历的差异,反映在词作中的思想情绪也有所不同。柳永久处妓群,对她们的思想和不幸有所了解和同情,甚至产生过“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真挚感情。他的《迷仙引》:“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就反映了妓女希望跳出火坑的痛切呼声和争取人生幸福的强烈要求。当然柳永对妓女既有同情和理解的一面,又有与一般士大夫一样寻欢纵乐的一面,而前一面正是他不同于周邦彦及士大夫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词作与周词在内容上的本质区别之所在。
在表现手法上,周柳都擅长铺叙,不同的是柳善白描,而周则长于勾勒。柳词的铺叙往往是平铺直叙,给人以一览无余之感。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按自然顺序即过去、现在、将来;从空间角度上看,按照明晰的自然空间位置来转换,如从内到外,从东到西。如《引驾行》:上阙从离别时的自然与心理环境写起,然后写离别,最后抒情。下阙集中抒情。抒情是按过去、现在、将来的自然时序展开。这样全词的结构就很清晰,如《双声子》、《八声甘州》等。而周词更讲究人工思力,不像柳词那样以平铺直叙为主要形式,往往采取回环往复、因果倒置、时空交错等手法,有意使结构复杂多变,其词给人以摇曳多姿之感。如《兰陵王……柳》,此词别情中渗透着漂泊的疲倦感。第一片写自我的漂泊,第二片写目前送别的情景,既有往事的回忆,又有别后愁苦的设想。第三片又有眼前景折回到前事。因而整首词时空交错,一会眼前一会过去,一会朋友一会自己,今昔回环,情、景、事交错,可谓是一首穷极工巧之词。
柳周在形式上都精通音律,他们所创的许多词调都成了后人作词的规范。柳永更是大胆地创制“新声”,丰富了词作的曲牌。唐圭璋先生所编的《全宋词》收柳词212首,而慢词竟达103首。可以说柳永是大量制作慢词的第一人,从而使词的容量大增,有利于词的进一步抒情、叙事、写景、伦理。考其能大量创制慢词之缘由,除了他本人富有艺术天赋以外,恐怕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和他与乐工、歌妓的交往不无重大关系。柳永完成了前人所未完成的创造与变革,为词的发展高峰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后人在词这种文学体式的天地中驰骋开拓了道路。到了北宋中叶,词的发展日趋严整,周邦彦的词作最能体现这一点。他上承柳永创调之业绩,下“开北曲之先声,”审音度调,严密精确。细读其《清真集》,他所创的“慢”、“近”、“引”等新调,如《浪淘沙慢》、《惠兰芳引》、《红林擒近》等,不仅格律精严,而且为配合音律,非常讲究平仄,有时还严守四声,由此可见周邦彦的创调及审音协律的工作使词的字句与音律皆有法度可依,成为后人的楷模。概括地说,周邦彦在继承柳永创制新调、审音协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创新。由此我们可以说慢词的昌盛自柳永始,而至邦彦繁。
柳永的词在格调上自由,音律和谐,语意刻露,绝少掩饰假借之处,他的词多口语化、通俗化。周邦彦的词由于题材相对狭窄,因为在艺术技巧上争胜。所以周词逐渐减少了天然的风韵,而朝着人工雕炼的方向发展了。他的词音律严格,还喜欢用代词。“凉吹”代风,“凉蟾”代月。在这方面典型成功的例子要数《玉楼春》,几乎句句点化前人诗句,又能恰当表达自己的感情,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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