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鸦片战争6月开始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其间，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80年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30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包含了农民阶级的反抗革命，以及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都是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事件：
一、太平天国运动
“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以洪秀全为核心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以贫农和贫苦中农为主体的旨在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分前后两个阶段。“天京变乱”是这次运动的转折点。前期发展迅速，从广西省桂平县的一个小村庄（金田村）起义，迅速辗转到永安（今广西省蒙山县），初步建立政权。1853年春，在南京正式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正式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作为太平天国前期的革命纲领。这个既充分暴露了小生产者的狭隘的实际主义，背负着旧时代的沉重的阴影，又闪耀着历史远见的纲领，表现出了高度的彻底的革命性。但事实证明这仅仅是个“世外桃源”，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王国。定都天京后，为了建立具有全国意义上的“天国”，太平军开始了北伐、西征和东征。尤其是西征和东征的胜利，标志着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由于农民自身无法克服的阶级局限性，“天京变乱”发生了。这种发生在最高领导集团内部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自相残杀和分裂使太平天国失去了它先前的魅力，后来，虽经洪秀全、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等人的辛苦经营，也颁布了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资政新篇》，但无奈太平天国已失去了它的黄金时期，最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二、洋务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面临着内忧外患的重重危机。洋务派掀起了一场名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所谓“洋务”又称“夷务”，当时泛指一切与外国有关的事物。洋务派付出了实践，并且在这30多年中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先后创办了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封建性质的近代军事工业和带有浓厚封建因素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民用工业，开启了中国经济近代化。加强海防力量，建设海军，开启了中国军事近代化。其中最有远见的 措施是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开启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这些洋务派虽然自我标榜“自强新政”，但由于他们都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卫道者，根本无意于学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极力反对对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进行任何形式的变革，只是徘徊在封建王国的藩篱中自认为有所新创而洋洋得意，所以最终也没能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表现出“自强”、“中兴”。相反，在列强侵略势力的进攻下，这些封建思想的卫道者们所举行的“壮举”迅速归于失败。[1]
三、戊戌变法运动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秀才”们开始造反，充当了当时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代言人。康有为以其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超凡的智慧，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船队的旗手、政治运动的领袖。这种“救亡图存”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确实使世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打破了两千多年来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康有为曾经努力试图超越传统的儒家学说的藩篱。但由于当时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决定着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他和同伴们也只能把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儒家思想糅合到一块来宣传他的维新理论，尽力地编织他的“大同世界”的浪漫主义理想蓝图，包括最激进的谭嗣同和对西方知识了解最多的严复在内。
四、义和团运动
农民反帝爱国运动
1898年秋，赵三多在山东冠县竖起了“扶清灭洋”的 大旗，揭开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然后一路北上，攻城掠地 ，势力发展到京津地区，震惊了中外反动势力。 “扶清灭洋”的口号，具有高度的爱国性质，它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 ，义和团民众致力于“灭洋” ，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 无比仇恨，有利于争取官兵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反帝斗争。但是，由于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地位和狭隘的眼界限制了他们，使他们无法从阶级本质上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认识，使这种口号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容易让群众放松对清政府的警惕，没有把这个任务同反封建、争取民族进步的任务有机结合起来，而且严重地沾染上了封建主义的落后性和盲目的排外主义的毒素，因而被清政府控制和利用，最后被清八国联军镇压。
五、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辛亥革命指自19世纪末（一般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但也有学者认为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算起）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同时也孕育着伟大的人物。他们不要康、梁跪着的“改良”，他们要进行站着的“革命”，决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然后辐射全中国，以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他们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匍匐前进，即使到了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也没有放松他们革命的脚步。正是这种坚强的决心和勇气使他们推翻了“洋人的朝廷”，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扫除了一些障碍，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期”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极大地配合了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成为“亚洲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这种单纯依靠“秀才造反”为主的革命，或者是依靠一个军阀打倒另一个军阀的斗争，或者沉醉于个人的暗杀行动，似乎还不能托起共和国的大厦。他们没有也无意于到农民和工人当中去做艰苦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在“三民主义”中的“平均地权”里根本无视对于早已存在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中的平分土地的革命要求。
六、新文化运动
1915年创刊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改名为《新青年》）震醒了昏睡中的人们，勇敢地站在正义的一边，以坚定的态度作为辛亥革命的辩护人。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向时下的尊孔逆流发起猛烈的冲击，冲破了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的思想语言枷锁。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经过认真研究，把中国革命的多次失败归结于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毒害。从而果断地提出救亡之道首先要打倒中国的封建而代之以西方的文明。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先生以犀利的笔锋深刻地揭露出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北大校长蔡元培更是热情地鼓励新文化的倡导者去占领封建文化的阵地。新文化运动后期，随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这些新文化的倡导者更是激动非常，尤其是李大钊先生为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倾注了高度的热情。他乐观地指出，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由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当时（前期）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和思想局限性，使他们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着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偏向，在彻底批判封建儒家思想，促进人们思想解放的同时，又全面地否定了儒家精华的一面，产生了消极的后果。同时，也没有提出实际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案。因此也就不能给中国人民指出真正的出路，缺乏了完全意义上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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