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难以想象，如果幼鹰不独自经受自然的磨难，又怎能展翅于苍穹？
我难以想象，如果梅花不独自承受秋风的萧瑟，又怎能傲放于严冬？
我难以想象，如果男孩不独自承受摔跤的痛苦，又怎能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儿？
学会自己独立面对挫折，自己爬起来，是人生的必修课，是成就大业的奠基石，越早越好，走出保护伞。
苏轼学会了承受挫折，并没有乌台诗案一蹶不振，而是信步雨后，“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曹雪芹没有被“一把辛酸泪”吓倒，而是勇敢地走下去，给世人一部惊世大作——《红楼梦》。
曹雪芹自幼就是在这“秦淮风月”之地的“繁华锦绣”之乡生活中长大的，少年时代过着富贵奢华生活，雍正初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曹頫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罪名革职，家产抄没。曹頫下狱治罪，“枷号”一年有余。这时，曹雪芹随着全家迁回北京居住。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他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过着贫困如洗的艰难日子。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酒常赊”。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专心一志地从事《红楼梦》的写作和修订。
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丁晓兵，在失去右臂的苦难中站起来，二十多年一直是英雄。
1988年，丁晓兵以全优的成绩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毕业，放弃了留校或进机关工作的机会，毅然打起背包来到基层部队。为练习左手投弹，他连着拉断6根背包带；练端枪，战士们在枪头吊2块砖、定型半小时，他吊3块砖、定型45分钟，肩胛常常被磨得血肉模糊；练卧姿射击，他每天几十次、上百次连枪带人扑倒在地，左半身总是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皮破血流更是常事。当年底，部队军事训练考核，8项课目中丁晓兵得了7个优秀。20多年来，丁晓兵身残志坚、自强不息，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保持着“战时忘死、平时忘我”的军人本色。
其实困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向困境低头。面对困境，想的第一件事不应该是害怕，而应该是想到战胜困境后的快乐与喜悦，朝着这个目标勇敢地出发，困境就会被你远远地抛在后头，直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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