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08-06
阿Q是个靠打短工度日的雇农。尽管他“真能做”，社会地位却低下得连个姓儿都没有。未庄地主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那天，他因自称“姓赵”前去祝贺，却遭到一顿痛打，地保也乘机敲了他200文酒钱。
阿Q的人生权利几乎全被剥夺了，就连他向赵府女佣吴妈求爱，竟也酿成了一场“恋爱悲剧”。这次，他除了遭到赵秀才的棒打外，还被迫买了香烛去赵府叩头赔罪，结果弄得倾家荡产。从此，未庄再无人雇他做短工了，他凄然离开了未庄。
之后，阿Q又在城里白举人家当了帮工。一天，他因说了句实话，刺痛了举人老爷的灵魂，被一记耳光打出门外。后来，他因为“没事干”，偷了人家的一些旧衣服，“发了财”又回到未庄。
这时，阿Q在未庄人眼里的地位，简直已和赵太爷不相上下。然面，阿Q并未能因此摆脱穷因的厄运，一度“中兴”的历史，很快就结束了。
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进城的消息传到未庄，阿Q忽然神往起革命来，觉得自己似乎就是革命党了，他振臂高呼：“我造反了！革命了！”这时，平素威风凛凛的赵太爷，竟然也怯怯地笑迎着阿Q，称起他“老Q”来。这使阿Q十分得意，以至飘飘然起来。
在睡梦中，他美美地实现了“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的愿望。但是，阿Q终究没能成为革命党。因为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漠视农民的民主要求，与封建势力“咸与维新”了。阿Q去找未庄的第一号“革命人物”假洋鬼子，欲投革命党，但话还未说完，就被轰出门外。
阿Q始终未能真正觉醒当他尚未来得及弄清革命的真正含义时，就成了“惩一儆百”的牺牲品。他终因赵太爷父子的诬告，而被钻进革命党的知县大老爷和把总大人投进了监狱，胡里胡涂地被充作抢劫犯杀害了。
将《阿Q正传》搬上银幕有其一定的难度。影片编导力求忠实于原著的精神，试图在喜剧性的场面中，表现出阿Q的悲剧命运。它追求一种严肃而深沉的风格，追求宁可笨拙，不使油滑的艺术效果。它努力把握和强调阿Q的品性，成功地表现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对于阿Q式的革命，影片表现得淋漓尽致，它让阿Q大做其革命梦）使人们看到了阿Q式革命的内涵、实质是一朝有权有势就大拐“女子玉帛”的小私有者的占有心理。
影片运用许多旁白，以保持原著的思想性和风格，形成了该片一个明显的特点）影片的严肃性和阿Q形象的深刻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严顺开的表演，他不卖弄噱头，不肆意夸张。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10-08-06
说阿Q这人物身边所发生的事
我就读过语文书上的 哈哈
第3个回答 2010-08-06
阿q是未庄的雇农，一贫如洗，但靠着“精神胜利法”的麻醉而怡然自得。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也开始神往于革命，但却遭假洋鬼子斥骂。不久，因赵秀才诬告，阿q被当作抢劫犯枪毙。小说揭示了贫苦农民的落后和愚昧，表达了作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观点。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某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