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人给民事法律关系带来混乱
一、克隆人没有监护人
自然人正常降生后，一般有父母作为合法的监护人。当其父母逃避监护和抚养责任时，这不仅要受到道德的谴责，还应受到民事责任的追究。作为克隆人，谁是他们的父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最初的克隆技术基本是有性繁殖的继续，有精子供体和卵子供体，理论上是存在父母的。但现在提供体细胞核的克隆技术已经出现，无性生殖基本成熟。克隆人基本是体细胞核提供者的基因翻版，但提供体细胞核者有可能与其年龄相当的人，因此从伦理上应当做父亲的体细胞提供者在年龄和行为能力上也许并不可以。
实质上无论是那一种技术，克隆人几乎都是找不到他们的父母。也许他们的父母根本不认识，他们只是研究者的一个“研究成果”。
克隆人还有另一种可能会是被某个母体代孕后降生的。克隆人的代孕母亲是否有义务成为其监护人，这也很难。因为代孕母亲所生的孩子也许与自己并无一点血缘关系，既然没有血缘关系，也不能要求代孕者承担监护抚养义务。由于克隆技术已经到了单性繁殖的水平，因此，克隆人甚至享受不了非婚生子的待遇，降生之后就是一个彻底的孤儿。
让我们想象，一个从身体机能上存在缺陷的人，同时在社会地位上同样存在缺陷，这不是一种残忍吗。谁来看护他，谁来教育他，他又能如何被塑造成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呢。也许，克隆人的生命还不如真正的动物幸运。动物和小鸟出生都有母亲来哺育，喂养，而克隆人从来到世界上就是一个牺牲品，实验品。相信，克隆人的感知力与人类是一致的，他们同样惧怕疼痛，惧怕孤独，惧怕流血，惧怕死亡；他们需要亲情，需要友情，需要爱情，但这一切他们又怎能得到呢。
由于没有监护人，代孕人与研究人之间完全可以是一种商业合同关系。生完了孩子，养育到一定时间，即可交“货”。这时研究者如何利用这些生命，他们可能是为委托人生产下一代，或者是复制品；但他们也完全可以为他们自身的犯罪目的或委托人的犯罪目的而自由地处置这些人类。这所有的一切将因克隆人没有父母监护显得更为随便。
二、克隆人的人格权和荣誉权
人都是社会性的，作为克隆人同样是。那些希望有一个克隆儿的父母毫无疑问也想有一个自立于社会的孩子。可是，由于克隆人的特殊背景，他的健康无法保证。由于健康及免疫力的先天问题，克隆人容易患有传染病、精神病，这一切使他的健康自生来就受到侵害，而这种侵害完全也是人为的。由于有疾病，周围的普通人自然很难接受克隆人，一个无法融入社会的克隆人又怎能实现一个正常人的价值呢。研究出来的克隆人如果连普通人应该享有的幸福都没有，连普通人被社会认可的水平都达不到，这种研究又有什么价值呢？这样的孩子难道不更是让父母担忧和痛苦吗？一个得不到社会认可的克隆人他的人格权、荣誉权又如何得到尊重呢？
三、克隆人的结婚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禁止结婚。同时，血亲不婚。基于克隆人的身体特点，一是有健康问题，二是血亲不好确定。因此，法律应当将其并入不能结婚的范围，这无疑将其推出了正常的家庭之外。是谁造成了克隆人的痛苦，难道是法律，不是，罪魁祸首就是那些创造他们和支持创造他们的人。
克隆人研究是对于进一步犯罪的引诱
异种动物的克隆早就出现了，将来研究克隆人的行为非常可能向研究异种人方向发展。疯狂的科学家受雇佣者高金的聘用，受名利的驱使，肯定会无所顾及的将克隆技术用于这种可怕的研究。异种人如果出现，被用于犯罪和战争目的怎么办？他们侵害人类谁来负责？人类杀戮他们，谁又能够对他们进行保护？他们是不是象自然人和正常克隆人一样具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就是说，他们是动物还是人。虽然这种可能很小，但依照那些支持克隆人的人信心来看，这的确又很可能。
克隆人出现后，克隆器官和克隆人会导致人体器官的犯罪交易大兴其道。将来任何一个人体器官，谁能够证明它不是从健康人身体上由犯罪手段得到的。毫无疑问，这会诱使杀人犯罪的增加。
对于支持克隆人的观点的谴责和驳斥
我国卫生部对克隆人所做出的表态：在任何情况、任何场合、任何条件下，都不赞扬、不允许、不支持、不接受生殖性克隆人的实验。这无疑是及其清醒和正确的立场。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学界名人竟说出与他们应有的理性不相称的话。清华大学的自动系的赵南元（教授）说：卫生部有没有决定科技政策的权利？他认为，卫生部的四不原则违反宪法四十七条，中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作为律师不仅为他的法律素养感到担忧，一切法律所赋予的自由都要先尊重他人的合法自由。当你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到了以牺牲残害其他生命为代价的程度，这还是科学研究吗？
克隆人没有妨害任何人说法的荒谬
赵指出，克隆人与自然人没有什么关系，有人想要自己的孩子，又生不出来，克隆一个有什么不可以的，别人有什么理由反对呢。克隆人确实没有妨害任何人。
这位赵先生的没有妨害任何人的范围显然不够完整，妨害克隆人的生命健康难道不是最严重的妨害吗？当研究者的“产品”出现时，基于为委托人服务的合同关系，他的“产品”肯定要有质量。如果，克隆人的身体患有疾病，委托人说我不要，研究者怎么办？是取消“不合格产品”的生存，还是将他颐养天年。答案是令人悲观的，金钱社会的驱使恐怕只能让研究者选择前者或用于更可怕的目的。同时，许多在怀胎期出现的“不合格”克隆人，岂不都要扼杀。
我不相信研究克隆是为了满足无生育力人的愿望。因为，任何一个健康婴儿，经过后天的培养教育，都会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收养儿童既奉献了爱心，有能够使自己的需要满足，为什么非要去克隆呢。追求与自己相似为目的想要孩子的人，有几个敢冒将来孩子夭折的风险去买一个克隆儿。有人说，科学会有一天研究出健康的克隆人。我想，这条撒满鲜血和堆满尸骨的研究之路本身就是一条罪恶之路，这条路存在着道德和法律上的双重顽疾，因此这种研究永远也不会有成功。
中国人类基因组织中心伦理委员会主席邱仁宗说：“如果孩子夭折了，父母很痛苦，用孩子的体细胞克隆一个完全是可以。”我想每一个有爱心的父母更不愿意看到克隆儿再度夭折吧，克隆儿与其说可以抚慰痛苦，还不如说又在埋伏下一个痛苦。
何作庥（中科院士 物理学家）说：“我坚决支持克隆人，你克隆一个何作庥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何先生总是意气风发、气冲霄汉。由于立法一般是出现于纠纷和混乱出现之后，作为普通人对克隆人可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做为院士说话如此草率不禁令人遗憾。何先生说“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他有发言权吗？这令人怀疑。照此话理解何本人是完全同意对他进行克隆的。但就这句话的逻辑进行引申分析。其实即使何先生不同意克隆也无法诉诸法律进行救济。法律没有赋予公民自然人的基因如同著作权中复制权那样的权利，就是说允许他人复制或不允许他人复制，法律并未就此做出对基因来源者的保护规定。我国在基因方面尚无法律出台，因此如果有人使用了何先生的基因组复制出何先生之二，何先生只能望洋兴叹。从另一方面说，复制出何先生第二，那么，何先生第二应当是权利与损害的行使承受主体，而这个主体又是与自然人无二的，至于“有没有问题”，只有依赖于这个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克隆人的真实意愿来表达，何先生是无权做主的。
克隆人的真实意愿是什么呢？非法剥夺克隆人生命毫无疑问是违背权利人意愿的，而让克隆人带着伤残来到世界就不是一种违背意愿吗？如果克隆人因为生而遭受着比死还要痛苦的事情，那么，这种情节是不是比单纯杀人的情节还要恶劣呢。
赵说：技术的问题要靠发展技术来解决，禁止技术解决不了问题。我要说，技术不是人类的目的，人类的目的是对和平、公正和幸福的追求。追求单纯的技术进步不一定与人类目的都是一致的。非法地践踏任何一个个体合法的生存权、健康权、财产权都是犯罪，都是与人类高尚目标背道而驰的。这种技术进步满足的是几个科学疯子的猎奇心理和名利思想，与人类整体的享和安定毫无裨益。人类自始至终追求的应当是一种道德上的价值而不是什么技术上的进步。
人是社会塑造的不是技术发明的
赵、邱、何皆认为人类是社会属性的，是社会塑造了人而不是身体上塑造了人。既然这样，有许许多多优生优育的健康儿童，为什么不投入关心将他们培养成有益于社会的人，而却在荒废时光去支持人类的另一种生殖方式的研究。相信将有限的精力和学识为教育做出贡献比支持愚蠢的生殖性克隆人的研究实在的多。
这几位先生都是各个领域有着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及学者，他们没有一个是克隆人，但他们为社会为国家做出了有用的事情。为什么没有更多的有用之才地产生，难道是克隆人的技术没有发展的关系？是社会造人不是技术造人！人的价值所在是要看为别的人带来多少利益，为了自己的生命延长，即使换上一百次心脏，对于整个人类的进步又有什么价值呢？
何说：伦理观念落后了，与时代不符了，伦理学家太蹩脚，应该与时俱进。流美博士方舟子说：科学的每进步一次，宗教就退步一次。
但是，美国的著名科学家理查德·弗恩曼说过，仅仅“地心说”的失败“日心说”的胜利，不能以其否定宗教的价值。宗教与科学在进化论上的冲突并不影响宗教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人类心中的地位。[上海科技出版社《弗恩曼讲演录》]
我认为，伦理道德不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理念。如果说，人类的成功有一块基石的话，我认为就是人类的伦理道德。就象镌刻于康德墓碑上的名言：头上有灿烂的星空，心中有的道德的律令。
这是全人类应该永远为之景仰的精神，一种跨越各种隔阂的共同理念，亘古不灭。也许人们会认为这种抒发与本文有些相去，其实不然，人类的一切方向都应从这种精神中寻找答案，这是内在的，也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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