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4-16
当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的钟声响起时，万众期待的一刻终于到来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飘扬，香港回归了！江泽民同志看着这一幕，不由得热泪盈眶，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为了今天！
众所周知，在1984年，中英双方经过两年的时间、22轮谈判之后，终于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
该声明决定在1997年7月1日，中国重新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和治权。然而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巨变，英国政府觉得自己又行了，开始与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对中国实行制裁。
同时，英方还在香港问题上做手脚，他们对1984年签订的声明后悔了，遂改变了对港政策，企图为香港政权交接制造障碍。
为了达成这个制造障碍的目的，先是英国外相杰弗里·豪来信，单方面提出推迟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十三次会议。
随后不久，杰弗里·豪来信又给我国国务院副总理来信，不仅对我国国内形势指手画脚，还扯到香港问题，公然提出当香港回归后，中国军队要不要在香港存在的问题，还表示重新考虑1991年香港直接选举的安排。
到了1989年12月4日，英国的首相撒切尔夫人，专门派外交顾问柯利达，作为首相特使秘密访华，转交她给中国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的信函。
不久，柯利达来到中国，江泽民同志会见了他，并看了撒切尔夫人的信。撒切尔致江泽民同志的信相当地长。
信中，撒切尔夫人表示，希望中印双方能够恢复过去的良好沟通，并重申英国立场：信守联合声明，不试图使香港问题国际化。
这些内容还很正常，但是很快撒切尔夫人笔锋一转，表示英方面临着“大大增加”香港1991年立法局直选议员名额的巨大压力，要求中方起草基本法时能与英方的安排保持协调。
江泽民同志在看完信后，便在第二天又会见了柯利达。这次会见，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在会议中，柯利达表示，要是英中双方，可以就基本法和香港直选问题达成一致，恢复两国良好关系的大门就是敞开的。
柯利达话里的含义不要太明显，英国显然是把香港选举问题，当成了恢复双边关系的条件，简直太不要脸了！
对于英国这种不要脸的手段，江泽民同志自然是不可能同意。大约在两个星期之后，江泽民同志正式给撒切尔夫人。
江泽民同志在信中，先是肯定了英方示好的积极方面，表示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接着严正声明了中方的态度：基本法最后方案，与目前的草案不会相距过远。
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不会接受英方方案。正如江泽民在1990年说的一番话：
“有人曾酝酿花10亿英镑续租香港，我看不要说10亿，就是100亿、1000亿，我也不会出卖香港，我绝不做李鸿章！”
英方没想到江泽民同志的态度，会如此强硬，毕竟那时候中国真的是内忧外患。英方见一计不成，便又生一计。1989年年底，港英当局不和我方打任何招呼，突然提出要花1270亿港币，建一个新机场。
英方此举的目的，是企图利用基建项目，掏空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要知道要建成一个机场，几年的时间是不够的。按照当年的情况，要研究可行性、要做设计，到开始建造，再到最后建成，大约要花上20年时间。
那个时候，英国人早就已经撤走了，留下一个未完成建设的机场，如果我方不建，就让
英方有了攻击的借口，如果继续建造，又要花上大笔钱。
这就等于“你请客，我付钱”。
不得不说，英国的这一诡计，算是一个好计谋，但是和一个在2000年前就写出了《孙子兵法》的国家，玩弄计谋，简直就是在“关公门前耍大刀”。
当时，江泽民同志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没有说绝对不行，而是表示要双方一起商量。而在表示完之后，便不再发表任何关于此事的看法。
江泽民同志此举是以不变应万变，等着对方来找我方。
江泽民同志相信，英方一定会主动来找我方。为什么这么笃定呢？
因为江泽民等一众中央领导认为，如此大的一笔款项，任何一家政府都不可能拿出来，必须要向银行贷款，而银行不会轻易给出这么大一笔钱，除非要有可靠的担保。
那时特区政府还没有成立，所以这个可靠的、可以做担保的对象，就是中央政府。也就是说，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这个钱就借不到。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很快香港外资银行——汇丰银行就到大陆来做工作，谈贷款事宜。当时时任港澳办主任的鲁平这样回复银行：“我们对新机场不甚了解，无法承诺。”就这样将他们都打发了回去。
英方显然没意识到，还有这样的“玩法”。英方顿时骑虎难下。为此，英方多次派柯利达秘密访华，但都无功而返。
在1991年，英方再次派柯利达秘密访华。这一次，柯利达不再像之前那样端着，他就像个在菜市场买菜的老太太，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中国人在行啊！最后柯利达率先败下阵来，表示就250亿，到顶了。
这个数字最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江泽民同志想得更加长远，在要草签备忘录时，他特意交代鲁平：备忘录一定要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署才生效。
江泽民同志之所以做这个交代，是因为1989年后，西方国家封锁我们，一个领导人都不来，江泽民同志想借此打破这个僵局。
然而，当我方提出这一条意见时，英方不干了。柯利达说：“梅杰首相不可能到北京来。”鲁平问：“你们原先说过，为什么不算数？”
柯利达气急败坏：“没说过！”鲁平也不恼，现下主动权在我方手里，他冷静地说：“柯利达先生，你还想不想谈？不想的话请你回去。”
柯利达
自知理亏，马上表示继续谈。他提出能不能折中，在第三国签，但我方对此决不让步。见状柯利达耍起了乌拉，表示找不到首相。
我方不为所动，让其自己想办法，最后柯利达没办法，只好联系梅杰。联系完梅杰后，柯利达悻悻地对我方说：“首相同意了。”这个结果也可以预料，英国就是不想答应也得答应，这种两难的境地，是英国自己给自己造就的。
在香港回归过程中，像这样的小动作，英方还做了很多很多，直到香港回归前的前一天，英方还暗搓搓地搞事。
按照安排，中英双方将在1997年6月30日进行一次会见。结果，英方此时强调此次会见是在香港交接仪式前进行，因此查尔斯王子应该是主人，我方对此当然不能接受，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竟成了客人？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同时适当顾及英方面子，避免在最后时刻产生不必要的纠葛，最后做了淡化宾主角色处理，安排中方和英方，同时分别从不同的门进入会见厅，然后进行会谈。
即便香港回归的路上，充满了荆棘，但是江泽民等一众同志不怕困难、披荆斩棘，终于有惊无险地来到香港回归那一天。
香港回归是中国人民，等待了100多年的大事，所以每一个环节都绝不能出错，为此，在香港回归之前，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都进行彩排。
从6月27日起，中英双方便开始全体“走场”。现场的指挥、协调，都按照领导人出席仪式的路线，进行真实地模拟。而沿着这条路线反复操练的“领导人”们，由礼宾司的几位同志扮演，联络员扮演江泽民同志。
29日晚，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彩排正式开始。中英双方的军乐团、仪仗队陆续到齐，不少记者也纷纷就位，等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后，“领导人”们就按照固定路线“走场”。
当仪宣布请“江泽民主席”讲话时，扮演江泽民同志的联络员，走上了主席台。
看着台下那么多的人，联络员紧张了，把“基本法”念成了“根本法”。
联络员窘迫极了，但还是努力走完了全程。
说句题外话，后来江泽民同志还和这些工作人员，看了这段“走场”录像，在看的过程中，他一直对工作人员的用心进行夸赞，这让那位联络员有些失落，因为自己出了差错，没有做好工作。
但江泽民同志看完了之后，并没有批评这位联络员，反而还笑着安慰他：
“小张哟，我看你有点紧张嘛。”
这令联络员倍感温暖。
在“走场”顺利结束之后，真正交接的时刻来临了。6月30日晚10点，江泽民同志从下塔的酒店出发，前往会场。
晚23点59分，指挥棒举起，零时零分零秒，指挥棒准时起拍，《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香港，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零时12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结束，香港回归了！
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更是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