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问题过大，作为补充，我就单纯说说大革命史研究的一些新观点吧，这个主要是Taine和Mornet等人提出的疑问。而Jacob Sole，罗杰·夏蒂埃等人将这些观点重新以叙事主义的方式对于大革命史进行了一套分析拷问。
回答分两点，第一点是我个人的论述，用来给年鉴学派大家们进行铺垫。而第二点主要还是我个人理解的年鉴学派的观点，具体证据参照我提到的两份专著。
传统意义上欧洲史对于大革命史的探讨是社会学三大家确立范式之后的一类社会学模式分析，而这套话语是目前爱好者比较喜欢使用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预设罗沙卢森堡一样的理想模型来分析这个事情，那么大革命的经济动机导致了法国内部的结构性变迁：
1）行会制度，市民阶级，城市贫民和贵族。
最早期而言，欧洲开始形成自治城市之后，行会制度在是借助市民阶级崛起，以及城市自治体制中评论法学派开始通过地区议会制度开始建立公共事物体系，行会是作为商会的一种政治形态与领主在本地区议事中制衡的产物，他一定程度是对于下层代表是有效果的。比如在佛兰德这个著名的法英两国从腓力四世到腓力五世的争端中长期的博弈，就是行会代表的市民阶级与领主贵族的争端。著名事件包括，布鲁日的晨祷事件，雅茅斯世仇之争，后来阿特维尔德的亲英运动都是织工行会组织的政治博弈事件，而贵族由于土地收入在高流通性的手工业商业冲击下，变得收入日常稀薄，从经济上来说，城镇自治和手工业经济崛起后，地方贵族已经开始处于弱势。
但是，行会在什么时候性质变迁了呢？一则是，行会与王权进行了妥协，腓力四世《大法令》中的商税制度确立实际上伴随了卡佩王朝城市手工业经济中的学徒体制，也就是说行会与王权在税收上妥协，从而行会开始换取城市经济中“行业标准，工资水平”的制定，类似于江南民初某些市镇的商贸家族之间的妥协和宗族互亲一样。
二则是，城市贫民的广泛出现，实际上从圣路易开始，从卡佩到瓦鲁瓦宗族纷争，再到波旁家族上位，路易十四专政本质上就是在整合法兰西岛遗留的吉斯贵族等，用王权覆盖的巴黎城市体系进行统合，类似于“王领扩张”，而这件事情从腓力四世开始经过了好多代的博弈才到了路易十六的修生养息时代。问题在于，城市经济的极度扩张消弭了市民阶级和贵族的阶级区隔，但是市民阶级本身开始出现极端分化了，这种极端分化体现为“城市贫民阶级出现”。 于是乎，一个微妙的问题诞生了，“第三等级”，“平民阶级”，“人民”这三个本身一体的词句，由于行会领导人形成新的垄断威权组织，使得三者完全体脱离了。
于是，大革命两个阶段中，最具备政治热情和情绪爆发的本身就是这次的城市贫民。《列霞白利法》从规范上解放了这群人的政治热情。而法国大革命从吉伦特派，山岳派再到打击丹东派，恐怖统治，热月党返潮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中，直接运用的就是这个阶级的“自组织能力”。
而这种自组织能力也是那个年代全欧洲都受到影响的“普遍公民意识”的行为主义来源。
而贵族在城市经济下也产生了分化，宫廷贵族和军功勋贵进行捆绑，而在上层受到排挤的贵族。事实上大多有着自家的城市商业和产业，而且和资产阶级由私人沙龙，对文人的赞助等等城市人际关系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这些人是后来斐扬派和吉伦特派的主要成员，而在没有党派化前的雅各宾俱乐部严格来说也算。
而对于旧世界最大的冲击实际上是税收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冲击，这才是大革命资产阶级性最浓重的一面。
土地专断是整个从加洛林王朝时期由罗马法遗留的土地贡税和土地占有延续而来的。马德尔体系中教会本身的土地租借以及教会旗下产业广泛参与领主间信用担保甚至于直接资助，也并入了中世纪中期的封建体系。
这就是所谓的“旧秩序”。
所以说，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税收变革单纯看做“资产阶级被贵族剥削，承受了过重的税收压力”，然后起来反抗的观点是过于粗暴的。
事实上，税收制度的偏向有早期代表资产阶级行会的参与之后的产物，所以从贵族经济到市民阶级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之间不是通过一次革命的”突变“而是一个长期连续性的过程。所以，事实上，大革命对于出品《神职人员民事宪章》（又称《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等文本，还有强行用收归土地的方式，本质上是将“土地回归成了货币经济下的流通品”，他将“土地”这个生产要素的特性，从封建领主庄园制度重新合并到了货币经济的生产方式。
所以，税政的变迁只是表征，最直接的是土地被放置成了“流通品”。而在流通品的变迁中间，由于果月风波前后巴黎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本身关系的转变，土地也成了一个分配品。
但是这种变迁依然不是“突变”的，事实上，货币经济在兴起后，庄园经济的衰落和地租收入的减低，传统土地贵族早就开始被货币经济所冲击，而瓦鲁瓦王朝时期的城市经济体系，实际上仍然是贵族联合体下的一种对于货币经济的适配，那就是土地在城市经济中集中借助土地专断来进行直接的商业牟利而不是租税牟利。
于是说，大革命是整个中世纪晚期经济陷于制衡纠葛之后，在解决纠葛的基础上，各阶级形成了一次结构上的总变迁。。
而这经济背景必然还是路易十六的守成功用和整个波旁王朝所树立的最强大封建国家的“幻境”，波旁王朝当时维持的欧陆强势和路易十五前后由宫廷出资和资产阶级自发的教育普及，文人资助，知识由出版业激发而传播，都给这个国家提供了足够的内斗资本和结构变迁的动力。这些内生因素必然是结构自发变迁的直接推动力，因为在启蒙时代前后，知识传播就是阶级在“性质”上变革和再生产的主要社会方式。
但是，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而且不是非常好回答的问题。
2）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大革命。
Jacob Sole等人，直接质疑的是这样一种历史观————启蒙运动的知识传播和价值重塑，导致世俗化的神权以及王权的去神圣化，并且提供了公民阶级的普遍法理依据--于是这种变革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前奏。即“启蒙运动”是作为历史语境下，政治行为的驱动力而存在的。
非欧洲史学界的人可能会很惊异，这件事情有毛好质疑的？？这实际上和年鉴学派后，历史学界对于社会学家所定义的“历史观”所进行的“反哲学思辨”。在19世纪遗留的历史观中，我们永远保持着一种“文学批判场域中心叙事”的历史观，简而言之，文学共同体在历史叙事中直观上将社会思潮的源动力等同于文学共同体的批判场域，并且将这种批判性诉诸为社会运动的组织动力。这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却不经实证的历史观，那就是社会思潮这个历史中介叙事必然是由文学共同体主导，批判性地划定了"正义"的现实含义，然后有了运动本身到成注脚。
而这种历史观并不是马克思本人塑造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那句著名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更为合适的表述是“在既成的上层建筑的发展中，必然由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存在”后者来说，延续了马克思一个“劳动对象化”的概念。这个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市民阶级的社会关系总成，以及在社会关系中重新对象化的“人”概念的探讨，引出了对于“经济基础”更为详细的论述。
后人借助了这个模式，但是把马克思的原文简化了不少，这样历史观就成了如此的线性关系。“经济基础--意识变迁--权力意识觉醒---革命行动--新秩序建立”，这个在摩尔时代特别突出。。也是最为符合直觉，在现在被奉为常识的一种模式。
如同“编码--查Bug--编译--检验--实现”一样。
而这个批判还涉及到一些很麻烦话题，那就是西方历史哲学中对于“回溯性史观”的定位。当然这种回溯史观和辉格史学还不太一样，这个又是另一个话题。
罗杰·夏蒂埃的研究就类似于这类，无论是对于在高高上的思想观念, 也不是“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或者是更传统的叙事主义历史。。
他更关注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决定了社会中人们表 和判断的集体精神状态” 。特别是转向到普通下层群众的生活和想像，或者更多是去重构那个时代各阶级的日常状态和集体状态，一个比较重要的考察就是我在第一点提到的“城市贫民”阶级。
但是这个在有着严格马克思主义研究或者说其他诸如福柯谱系学研究背景的左翼历史学者，对这种“机器论”持有不同看法。而这种机器论在年鉴学派的批判中，也成了一种“文学沙文共和国”的历史观，简而言之，他将各阶级放置在一个空泛的剧场之中，而里面的情节都是按照“文学批判和命名的历史事件来作为剧本线索”的。
首先，几个反例在于，
具体论述请参照《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和《拷问法国大革命》
1）大革命并未造成对传统宗教的决裂摒弃，而是参照原有的体系，衍生出崇尚人类内在德性的全新价值。它在本质上是一次宗教的世俗化发展进程。相反，教会自身的分裂使宗教权威荡然无存，原本信仰的绝对性在不断的争论中消失殆尽。当没有一致性时，它只会产生疑虑，遭到摒弃。
一个例证是大革命之后，教会道德在市民阶级中的反潮。教会道德根本没有与市民阶级割裂，也不是如同很多人想象的一样，大革命之后的市民阶级开始笃信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思潮，就开始彻底埋葬教会道德。相反只是教会退出了封建体系，传统权威尽失。
具体论述参照年鉴学派的作品。
2）文人的作用。
启蒙运动的发生学机制是出版审查机构的退场，准确说是商业出版自由不再被完全压制。那么，出版自由带来的并不是学术出版物到处普及，相反非常混乱，什么色情小说，没多少花头的政治檄文，乱七八糟全部都有，事实上如果统计当时大革命时期出版物的状况，你会发现启蒙运动的出版物比率一点都不高。而斐扬派的主要政治纲领甚至并不是百科全书派遗留的思想。
于是，我们必须探讨一件事情，“启蒙运动”是被“命名”的一种描述，割裂了一个连续性的历史事件，还是真的激进变革。就如同在第一点，我个人的论述一样，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拉长，大革命瞬间不是一个被割裂的孤立变革事件，而是一系列趋势的一部分。
具体论述参照年鉴学派的作品。
3）大革命冲击了旧制度，但是建立的是新制度吗？
这个也是受到质疑的。比如说，宫廷的专断在公共权力场域之中的最大体现是，“国王本人“在公共领域的退场。退场的原因实际上体现为两件事情，首先是传统权威中”政治肖像威权“的消失，也就是说从王权时代开始，王室符号在公共秩序中作为标志产物的历史已经终结了，二是，在公共政治被打开后，消极应对的王室，实际上早就丧失了”结构认同“，其掌握的”公权力“从行会妥协时期的”庇护权杖“，到集权时期”权力威慑“，慢慢蜕变成”邪恶和不合法的滥用“，于是说本身合法性代表的王权在权力语境下成了”不合法代表“了。
于是说，早期的结构是一个“大宫廷”+“城市自治组织”+“公共政治的平民代表”+“贵族，资产阶级，文人混居的中产阶级”。
然后在之后的法兰西历史中，我们真的摆脱了这类政治结构吗？？还是直到19世纪，金融资产阶级和奥尔良派法统默默结合的时候，法兰西其实还是这个结构？？
以上就是我们理解大革命史的一些新的思维方式，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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