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崇祯皇帝继位，他面临着大明立国以来最严峻的边境形势。建州女真在辽东羽翼渐丰，逐渐暴露出狼子野心，对关内中原沃土亮出了锋利的爪牙。明朝虽已是残灯末庙，但时势造英雄，剧烈动荡的时局中，一大批军事人才也应运而生，活跃在明帝国的对内对外战场上，人才储备的厚度远非地小人稀的清朝所能比肩。
然而，人才济济的大明朝，硬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到崇祯后期，关外万里疆土几乎沦落殆尽，只剩下一两座孤城和山海关。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问题出在明朝朝廷自身。名将戚继光，曾经给朝廷上过一道著名的奏疏《练兵条议疏》，其中有一段话，非常准确生动地记述了这种情况。
奏疏大意是：边境局势本来大有可为，但决定因素不在边防主官，却在于朝廷，不在于办实事的文臣武将，却在于朝中议论干扰影响。这种毛病年深日久，很难更改。想干一件实事，常常流言四起，朝臣议论纷纷。每到大刀阔斧振作施展时，往往畏惧众臣非议，而变的犹豫不决。或者刚刚实行了一半，却因畏惧人言，畏首畏尾，很难有所成就，反会招惹一身嫌疑。
这段话准确说明，为什么明朝坐拥名臣良将，边境战事却总是窝窝囊囊，灰头土脸。真正在一线埋头苦干的人，却被一群袖手旁观者指点议论，饱受挑剔怀疑，动不动就被扣上一顶“通敌”“畏战”大帽子，不但事业干不成，脑袋都难保。戚继光作为过来人，深知其中甘苦。他作为明朝不世出的一代名将，威望重于一时。为了能保证北疆防务顺利进行，不得不给朝中大佬请客送礼，拉关系找靠山，才能勉强保住职位。即使这样，他的多项重要建议，都被朝中文官们尽数否决，使他郁闷成疾。
明末大兵家孙承宗，两度受命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面对险恶而行将崩溃的辽东，满朝文武一筹莫展，战守两难。孙承宗创造性提出以守为攻，构筑新城为战略基地，收复大片疆土，迅速稳定了辽东局势，堪称国之干城。就因部下一次出击失败，损失400余人，朝臣立刻群起而攻之，攻势之猛烈，连以帝师待之的天启皇帝都顶不住，被迫拿掉孙承宗，导致刚有好转的关外形势再度恶化。
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却能慧眼识人，放手重用熊廷弼，治理辽东边事卓有成效。只因熊廷弼脾气暴躁，性格刚强，不肯奉迎权臣，对不法之臣毫不姑息，得罪了朝廷官僚圈子。在辽东任职期间，不得不耗费大量心力，用来与朝中文官集团打数不清的嘴官司。这样一个忠心耿耿、才干超群的大才，最终悲惨地在朝廷党争中沦为牺牲品，出师未捷身先死，他一手缔造的大好形势也被葬送。
明朝腐朽没落的官僚构架，和文官集团严重的党争扯皮风气，如一个巨大肿瘤，日夜蚕食着大明朝的精气神，耗尽它最后一丝活力与生机。正直有为之士在其中难以生存立足，做好一件事，最大的阻力不是敌人，竟然是来自于自己阵营的明枪暗箭，他们的生命不是牺牲在战场上，却陨落于自己人的屠刀下。
何况明朝自身已经衰败，未灭于清朝，先灭于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