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此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3种见解：第一，经济目的说。认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为了确保国外原料基地和市场，进行原始积累而掠夺殖民地。第二，偶发说。如战争是因朝鲜东学党起义而引起、战争是由于日本国内发生政治危机而不得不把内部之争转向对外侵略、战争的爆发是由于阴差阳错的偶然性原因促成等说，皆属于此类。第三，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是其既定国策，发动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经济目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此说并未抓住问题的根本，不能说是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最近几年，偶发说在日本开战盛行起来，否认日本早就准备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如高桥秀直为日本出兵朝鲜辩解说：“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识要开战才出兵的，当时掌握日本政府主导权的伊藤博文……是试图保持和清国的协调的”，后来“伊藤对朝政策的变化，在于日本的内政”（注：〔日〕高桥秀直：《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东京创元社，1995年，514页。）。大泽博明也认为：“甲申事变以后，日本政府在外交、军事上对朝政策不是指向对清战争的，‘六·二出兵’（1894年6月2日日本政府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以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案也不是要对清国进行‘挑衅’，实现日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图。”（注：〔日〕大泽博明：《日清共同改革朝鲜论和日清开战》，《熊本法学》73号，1993年。）其他类似的说法尚多，不必赘述。偶发说主张者的一个通病，就是醉心于对历史现象的主观分析，可以完全不顾最基本的客观历史事实。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开始推行“武国”方针，以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进入70年代，日本国内大倡“征韩论”。所谓“征韩论”，其实质就是侵略大陆论。80年代后，日本政府举全力进行大陆作战的准备。山县有朋内阁一成立，便提出“保卫利益线”，成为尔后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到1893年，明治天皇批准《战时大本营条例》，标志着日本已完成入侵大陆的战争准备。斋藤圣二曾对甲午战争中最先入朝的日本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的有关文书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得出结论说，日本派兵入朝的目的，表面上是“保护日本人及公使馆”，而背后的目的是“与清国争夺霸权”（注：〔日〕斋藤圣二：《关于陆军对日清战争的准备》，《创造》24号，1995年。），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试图保持和清国的协调”，“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真实意图”。实际上，早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就已经制订了多份陆海军对华作战的具体方案。先前发现并已披露的参谋本部陆军部局长小川又次陆军大佐的《清国征讨方案》，即提出：“于此时，我国断然先发制人。”（注：〔日〕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1期。）几年前，中zhǒng＠①明教授从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中又发现参谋本部海军部于1887年制订的6份对华作战的构想方案，并对其中之一的樱井规矩之左右海军少佐《征清方策》进行个案研究，从而得出结论：“从日清战争的实际作战过程也能看出，樱井的《征清方案》绝不仅仅是凭空描绘的作战构想，在以后，它被具体化并运用于日清战争的实战之中。”（注：〔日〕中zhǒng＠①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2期。）由此不难看出，日本之挑起甲午战争，实是实施其蓄谋已久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一个必然步骤，决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
（二）甲午战争的性质问题。对此，中国学者认为，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中国抗击侵略者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看来只是作原则上的界定，或者说只对这次战争的普遍的性质进行确定，而未对其特殊的性质进行研究。正由于此，也就不存在什么异议。从日本方面看，争论却相当激烈。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见解：第一，义战说。当甲午战争爆发之初，义战说在日本甚嚣尘上。如声言日本此次是为了“长义地保证朝鲜的独立”，是“为了世界的文明进步，排除其障碍”（注：见〔日〕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360-361页。），因此“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对于我们来说，实际是义战。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伦理上也是无可非议的。”（注：见〔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98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舆论一律的义战说自然不时兴了，于是又有不同的说法先后提了出来。第二，防卫说。这是近年来流行的说法。如称：当时日本“对北洋水师的壮大感到强烈的威胁，因此基本上是着眼于国土的防卫”，所谓“日本早就准备对大陆采取攻势”的说法是错误的（注：〔日〕桑田悦：《关于日清战争前日本大陆进攻准备说》，《军事史学》119号，1994年。）。或辩解说，日本为对抗清国而扩军，乃是出于对清国海军较日本处于优势而产生的危机感，并非积极地图谋与清国作战，而是准备万一发生不测而进行防卫（注：〔日〕高桥秀直：《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305-306页。）。就是说，日本由于受到中国的威胁为了防卫才扩军备战，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发动甲午侵华战争。那么，早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就制订了陆海军入侵中国大陆的作战方案，又当做何解释？防卫说主张者则避而不谈了。第三，两重性说。两重性说也有两种：一种是说：“日清战争一方面具有国民主义的性质，另方面也带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另一种则说：“对各帝国主义国家来说，日清战争具有防卫的性质；而对后进国家中国来说，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注：张忠林：《一些日本学者对甲午战争的若干看法》，《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4年9期。）这两种不同的两重性说，皆貌似全面，但能否成立则值得考虑。能说日本发动的甲午侵华战争具有国民主义性质吗？事实上，最热衷于挑起战争的是日本士族，这种战争狂热也影响到知识分子，但“大多数民众对开战的动机难以理解，因而对战争是漠不关心的”。所以，当时的政治家尾崎行雄即指出：“所谓日清战争的举国一致，也是‘雷同附和’的结果。”（注：〔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97页，序言1页。）硬给这场日本统治集团发动的侵略战争赋以国民主义的性质，显然是没有道理的。至于日本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固然有斗争的一面，但更多的则是利用和勾结，将其说成是“防卫”，只能是有意无意地对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的美化。那么，能否说它具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呢？对此，意见也不一致。有论者说，它不具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也有论者说，它带有一定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但是，无论如何必须肯定的一点是，甲午战争为日本“开辟了走向现代帝国主义强盗政策的道路”（注：〔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2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130页。）。从这次战争的结局看，“由于发生战争时，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正处于开始形成的特殊时代”，因此“日清战争成为中国被正式分割的起点，也是在亚洲形成帝国主义体制的分水岭”（注：〔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东亚近代史的转折点》，序言2-3页，东京岩波书局，1973年。）。正由于此，笔者认为，尽管当时日本本身的资本主义发展尚未达到帝国主义阶段，但从整个亚洲帝国主义体制的形成过程看，日本正是通过发动甲午侵华战争而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之列，并成为其中最富于侵略性之一员。在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是上个世纪之交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所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其排斥在帝国主义战争范畴之外，不承认它具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是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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