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网上热烈的讨论,这本著作的背景和内容很多人可能已经有所了解了。
公元前81年,霍光组织地方贤良文学60余人与桑弘羊进行了激烈辩论。双方议题本来很单纯,就是盐、铁、贸易等产业到底是官营好还是民营好的问题。
这场震烁古今的盐铁论战,正方第一辩手桑弘羊是从讨论行政级别开始的。贤文学良是纯粹的民间儒生,没有任何官职。面对这些曾在自己脚下匍匐的草民,桑弘羊显得很有自信,他气势恢弘地说:官职级别不够高的人不可以言政,住着蜗居、没有粮食、穿衣破烂的人怎么知道国家政治,怎么知道县官要做什么?并且,桑弘羊在辩论中一点礼貌都没有,给对手起了一个侮辱性的绰号“鄙儒”。
跟众多辩论一样,双方辩题从剖析社会时弊开始:究竟什么原因导致流民众多?对此,桑弘羊给出的答案是:人天生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贫富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智力水平,聪明的人能够拥有一百个人的财富,愚蠢的人连自己都养不活。天子圣明,盐铁官营的利润可以周济穷人。流民众多怎么可能是盐铁专营的过错?
先帝(刘彻)怜百姓之愁苦,各地县官就像百姓的亲爹(县官之于百姓,若慈父之于子也),水旱灾害时给他们衣食,为他们修水渠、劝农桑。
正方结论:流民都是因为自己太懒惰,不耕耘就播种,不播种就想收获,总之,活该(堕民不务田作,饥寒及己,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种而欲获)!桑弘羊虽然承认了流民众多的现实,却又不肯承认朝廷施政存在失误。这种说法当然激怒了贤良文学,“鄙儒”用一个例证驳斥了桑弘羊:最聪明的人,能靠自己的能力在短短几年之内富比王侯吗?现在,富人一年内赚取的财富超过了普通人数代数百年的积累,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聪明人?
跟着,“鄙儒”把矛头指向了盐铁专营。所谓“盐铁官营”,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经营盐铁生意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位居高位,原有的盐铁商人迅速地销声匿迹,为这些高官留下了广阔的赢利空间。此后,盐铁商人亦官亦商,又利用手中的金钱为权力铺平了道路。这些人的府邸能占好几条闾巷:幽暗之处曲径通幽、开阔之地驰骋骏马、亭台之上素女抚琴……如此富有、位居庙堂之高,却与市井之人争利!
百姓何尝愿意流离失所,先帝只是征伐四边,封建官僚却借机征收苛捐杂税,无休止征发徭役、工商不得发展、农人不得安宁,百姓为了躲避人头税甚至会杀死自己刚出世的孩子。随着官商势力成长,百姓在高压之下不断陷于贫困、破产、失业,最终成为流民。反方结论:朝廷垄断盐铁,创造了一批富比王侯的官商,官商穷奢极侈导致流民四起。
双方从现象入手找原因,盐铁专营既然已经进入了视线,第二个辩题顺理成章就是:盐铁专营该不该废黜。在桑弘羊眼中,盐铁专营自然是不能废黜的。
桑弘羊为盐铁专卖找到了第一个非常好的辩护理由:匈奴是汉帝国的心腹大患,必须随时保持对匈奴的武备,一旦武备松弛,匈奴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盐铁专营确实很赚钱,但是,这些钱的用途是为帝国筹措军费,用来征伐匈奴。鉴于此,罢黜盐铁官营,国家就会没有军费,等到匈奴真的杀入帝国心脏,纵然披坚执锐的勇士有与匈奴决战的信心,也无力回天。
桑弘羊给出的第二个理由是:盐铁专卖赚取的利润用来调剂物资、保证物价平稳,尤其是粮价不能暴涨暴跌。西周之时天下承平,但是,国有沃野而百姓食不果腹,有山海矿产人们却没有铁器,是先帝建立了官营铁匠铺,人们才有铁器使用。国家统一生产盐铁,产品质量有保证,有专门的技术指导,可以杜绝商贾趁机抬价。
桑弘羊给出的第三个理由是:盐铁专营可以削弱豪强势力,进而减少流民。民间富豪没一个好东西,国家穷困的时候不肯捐钱(就连唯一捐款者朴适后来也被汉武帝发配边疆)。盐铁之利留在民间,一定会助长豪强势力,这些破坏分子靠着盐铁之利“赈赡穷乏”,以小恩小惠招揽亡命之徒。有了经济实力,豪强就会依靠暴力推进土地兼并,农人就会变成流民。
正方结论:帝国必须垄断盐铁专营之利,才能保证百姓安居乐业(夫理国之道,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面对论述滔滔不绝的桑弘羊,贤良文学指责桑弘羊在论证一个伪命题:你说广大西周人民没有铁器,没有铁,哪里来的铁器?(这就像今天指责明朝没有发展信息产业)现在有了铁器,官府生产的铁器根本不能用,却要求各家按人口数量购买铁器,本来规定生产铁器只能征发囚徒,官府却让普通百姓为盐铁生产服徭役。
接着,“鄙儒”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桑弘羊本人。盐铁官营目的是为帝国聚敛财富,各级官吏却无不借口帝国之利敛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您桑公弘羊。桑公处公卿之位,执掌天下财政十多年,最大的功劳就是自己先富起来,现在您已经是“家累万金”。在您的带领下、在盐铁暴利的诱使下,全国官商无不“因权势以求利”,官家是官吏自己的官家,官吏无一不以权力来满足一己私欲。
最终,百姓愁苦怨恨,官场更是恶习辈出(吏不奉法以存抚,倍公任私,各以其权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则恶政行而邪气作)。文帝时期,没有盐铁专营而天下富足,桑公推行了几十年的盐铁官营,天下人没有见到盐铁的利益,却看到了很多害处。现在,我们来告诉你这究竟是为什么:天下之利都是一点一点生产出来的,没有人能凭空创造财富,官家获得利润一分,民间就会损失百倍。
靠盐铁专营聚敛财富,好比一个蠢材反穿裘皮大衣去背柴薪,爱惜裘皮的毛发,却全然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反方结论:一切的罪恶之源,都是盐铁官营。既然盐铁之利搞得国破民穷,那么下一个辩题就是讨论应否重视盐铁等非农产业,即是否应该“重农抑商”。所谓“重农抑商”,“重农”是双方的共识,关键是“抑商”。与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桑弘羊主张放开商业,恰恰是贤良文学力主抑商。
桑弘羊指出,没有手工业则缺乏农具,没有商业则物品不流通,缺乏农具、物品不流通,农业也不会兴旺。何况,有了官营盐铁,富国何必非要靠农业,人民富饶又何须依靠田地?所以,官营盐铁、运输、冶铁,一定要大力提倡。这个道理听起来是不错的,不过桑弘羊提倡的并非民间工商业,他尤其看不惯那些富比王侯的大商人,谁让你无权无势却过上比我更为骄奢的生活?正方结论:要重农,也要有区别地重商。
在汉朝之前倡导“重农抑商”的是法家,现在,儒家却开始提倡打击商人。贤良文学是儒家代表,所以,后世无数人指摘就是儒家这个“重农抑商”的思想让中国落后了两千年,似乎儒家是中国经济落后的罪魁祸首。此一商人,非彼一商人。
原始自由经济下的商业属于创新行业,与封建官僚体制下的官商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鄙儒”极力攻击的是所谓官商,辩论一开始,他们就提出:盐铁、酒榷、均输不是所谓商业,官商与民争利,所赚取的钱不但不能回到百姓手中,甚至根本不可能进入朝廷国库。官商会找到种种借口把钱搂入自己腰包,最终国困民穷,唯独官商是帝国最富有的人,他们藏钱满室、享尽天下富贵,前院足以放置钟鼓、后院金屋藏娇、家中声色犬马。
在贤良文学眼中,这些官商穷奢极侈,全国淳朴厚重的小农都会模仿他们,百姓相互争耀,为博得一时欢愉甚至会做出卖儿卖女的极端行为。一旦社会形成骄奢淫逸的风气,无论有钱没钱都会一切向钱看,纵然朝廷掌握了山海之利,又如何能够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反方结论:崇本抑末才能求得国家富庶、政治稳定,要重农,更要抑官商!
第四个辩题就显得颇有深度了:既然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那么,国家富强的基础究竟是国富才能民强,还是民强才能国富?
在这个辩题上,桑弘羊首先把命题深引到“人性本恶”上来讨论。桑弘羊认为,人性充满了丑恶,每个人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尽心尽力加以抚养,而儿女长大以后对父母的奉养何其之薄?既然人性本恶,就一定不能让百姓先富起来。因为,百姓卖力种田是为了地主的钱财、为国家做工是害怕遭到国家责罚,何曾看到民众有一丝道德?
为了论证自己的命题,桑弘羊抬出了法家的祖先——商鞅:有了商鞅的“弱民强国”之策,秦国才可以斥地千里,最终蒙恬一举击溃犬戎。商鞅主张“利出一孔”,国家财富应该集中于皇帝手中,财富分散于民间就会干弱枝强。再者,国家积蓄了足够的粮食,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如果百姓比国家还富裕,功名利禄就无法打动百姓;如果百姓过于强大,国家刑法就难以制约。
但凡能赚大钱的行业,比如铸币冶铁,都在深山之中,不是豪强难以获得这些利润,当年的吴王刘濞就是靠着盐铁铸币之利对抗朝廷。如果将铸币、盐铁之利收于朝廷,无论价格贵贱,百姓都不会产生疑虑,只有这样,一个五尺童子行走在街市之上也没有人敢欺瞒,这才是真正的大同社会。
正方结论:国富与民强,国富必须优于民强。民富就会产生豪强,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他们聚众闹事,最后社会上就会奸邪之徒众多(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
谁是国家?谁又是百姓?当然是大司农桑弘羊代表国家,贤良文学代表百姓,桑弘羊不让贤良文学“先富起来”,这些人当然不会答应。贤良文学提出了四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问题。“鄙儒”一问桑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商鞅峭法长利,秦人民不聊生,于国于民有何益处?“鄙儒”二问桑公:盐铁、均输、平准确实为国家积蓄了大量钱财,你可知上府下求之县,县又求之乡,乡安取哉?
“鄙儒”三问桑公:汉文帝在位,国家何曾看重这些浮利,又何曾私藏畜牧,不过有了富裕的居民才有了富强的汉帝国;今天帝国有了盐铁之利,何曾看到一丝国富民强的迹象?“鄙儒”四问桑公:田地还是那些田地,矿产还是那些矿产,百姓还是那些百姓,怎么可能矿产、土地归朝廷官吏就能多生产百倍之利?普通人不过是在自己家垒个墙头藏住自己的财富,天下就是皇帝藏住财富的院落,民富则国必强!
最后,“鄙儒”继续对桑弘羊展开人身攻击:桑公终日夸夸其谈,就是你这些歪理在逼迫底层官吏,就是你搞得百姓家中毫无余财、役力老母日夜哭泣、怨女终日叹息。反方结论:民富国才强,皇帝不能以猜忌、怀疑甚至嫉妒的态度对待自己国民的财富。
盐铁论战的最后,贤良文学把矛头指向了辩论发起者、自己的后台——霍光。“鄙儒”认为霍光只推举自己的关系当官:老爹一旦当了官,儿子就横行街市;老公一旦当了官,所有人都痛恨他老婆飞扬跋扈。这些“鄙儒”给了霍光一个相当到位的总结: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
最终贤良文学的激烈言辞引起了霍光的注意(大将军常仇之),盐铁论战被叫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