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了解项羽的生平，其实主要靠的是司马迁编写的《史记》，然而《史记》是一部四人修史的著作，而非汉朝官修。
刘邦从未曾下达过对前代进行大规模修史的记录，自然也就很难影响项羽在史料中的形象，司马迁编史的态度严谨，受当时政治影响比较少，立场客观，并且以详尽的资料作为依托，自然能还原出一个真实立体的项羽，自然也不会出现唐修《隋书》隋炀帝那样“大魔王”的历史形象。
当然汉代没有官修前代史的原因，在于当时各种制度都属于草创，秦代也没有说编个《战国史》什么的，当时的文化领域，修史大多属于私人行为，既不用考虑政治风险，也无须考虑到出版销量，都是严谨独立的学者，从研究传承的角度著述，自然也就中立客观的多。
汉朝的史官承袭前制，设置了太史令一职位，至汉武帝时秩六百旦，当时汉武帝令司马谈整理天下书籍，也并没有要求其完成编撰一部史书的工作，同时这一职位还有另外一个个十分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天文历算。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才是他的主要职责，图书典籍的保管居于次要地位。
秦汉之际，文化氛围相比后世绝对是宽松的，承接自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并没有因为大一统而陷入低潮，即便是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各流派之间的学术活动依然十分活跃，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淮南王刘安不也为了舆论造势而征集编纂了《淮南子》么？
古代文人好托古言今，他们针砭时政，往往从历史的故纸堆中寻找可以作为案例的论据，以此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项羽作为刘邦的对手，他的霸业得失，十分有借鉴意义，司马迁《史记》中项羽的人物形象，也并不是一直以来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对其充满了无限同情，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悲情主义英雄。
细读《史记》就会发现，司马公是十分客观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带领义军推翻秦朝暴政的英雄，却也从其性格特点上面，详尽阐述了这位“英雄”是如何末路的。
既然汉时官方没有计划修史，官方对前世的盖棺定论就没有推广流传下来，从《史记》中也极少发现汉高祖评述前代人物的言论，可见刘邦这个人，并没有借着镇压项羽上位的需求。
那么，为什么刘邦不这么做呢？
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完全没有必要。项羽作为秦末义军领导，在推翻秦朝后，他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但其并没有继承秦朝的政治遗产，而是选择了复辟六国旧制，如此一来，项羽的舆论基础就很薄弱，除了江东父老，西楚之地以外的地方，几乎没有支持他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没有“民心”。名义上他是天下共主是，实际上别国人民也只当他是一个诸侯而已。
而刘邦却截然不同，他入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早早地确立法令来维护人民利益，自然拥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他能依托关中这个大粮仓，最终定鼎天下的基石，同样也是汉朝能够在大乱之后，不断稳固统治的原因。这相当于，在刘邦还没有立国之前，已经塑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权形象，依托简单的法制确立了政府公信力。
而历朝历代修前朝史，无论是诋毁前朝君王也好，贬低竞争对手也罢，其目的都是为了重塑国家公信力，确保政府的合法性，前朝无道暴虐，自然就是最好的例证。
同时，刘邦也不是从前朝手中继承的来的，短暂的秦朝并没有实现稳固的统治就骤然崩塌了，推翻暴政的项羽，也没能重塑社会秩序也就完蛋了，在整个社会中没能形成一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政府概念，自然也无须搞“修”史“编”人的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