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人得了天下，汉人就惨了，尽管比在元朝的地位高些，但在满人面前还是二等公民。不要说汉人小老百姓了，就是汉人官员，在满人官员面前，不管是客观上还是感觉上，都低人一等。汉人官员为了求得个人成长进步，有事没事就找机会与皇帝说上几句话套近乎，好混个脸熟名熟。
一次，湖广总督杨宗仁给雍正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报告什么大事呢？其实啥事没有，纯粹就是请安，向主子问好，让主子保重龙体。
雍正又是怎么批复的呢？
按说，这种无病呻吟、没事找事的奏折，皇帝大可扔到垃圾篓里，不用管它。不过，雍正还是批复了2个字——“朕安”。值得玩味的是，雍正还改了杨宗仁奏折中的2个字。在落款中，杨宗仁自称“奴才”，雍正改的便是这2个字，涂掉，在旁边写了一个“臣”字。
表面上，“臣”似乎比“奴才”更有尊严，其实不然。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不是谁都可以称“奴才”，只有满人在皇帝面前才可以自称“奴才”。汉人想称自己为“奴才”，对不起，还没资格。
当然了，上面说的只是“原则”，有原则就有例外，也有汉人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的。这个汉人的名字，你一定听过——曹寅。曹家本是汉人，但与康熙皇帝的关系相当不一般。表面上，曹家就是为皇家织织衣服，实际上，乃是秘密的特务机构，负责为康熙监视南方汉人官僚和平民的一举一动。曹寅向康熙上呈报告十分密集，而且说的事儿非常细，细到琐碎的程度，比如谁某日见了谁，干了啥，说了甚，天气怎样，几点散的等等。
“臣”和“奴才”都是大臣在皇上面前的自称。我们也普遍认为大臣更好听一些，比奴才显得尊贵。然而在清朝的时候，情况却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在清朝的时候，清朝的大臣往往习惯在皇上面前称呼自己是“奴才”，而汉人大臣则在皇上面前称呼自己是“臣”或者“我”。所以，在清朝时候，“奴才”比“臣”更尊贵。
雍正曾公开讨论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称“奴才”的人，更显得亲密，也只有满朝八旗的人可以称“奴才”，而汉人则显得更为疏远，只能称“臣”。所以，“奴才”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一般汉臣为了讨好皇帝，会在奏折里有时称“奴才”，皇上心情好时，也不会计较。但在乾隆中期以后，严禁“臣”和“奴才”乱用！
所以，你就理解了湖广总督为什么要在上奏时自称奴才了。他上奏是为了讨好雍正，让皇上保重龙体，特意在最后自称了“奴才”二字。在雍正时期大臣称呼还不是很严格，但可能是大兄弟运气不好，雍正看了他写的以后，批复了两个字：朕安。然后特意把奴才那两个字涂去了，在旁边批注了一个字：臣。这可能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了，恰逢雍正不开心吧。
当然，也有汉人大臣成功上位，做奴才混的风生水起的。在乾隆时期，有一个叫曹寅的汉人，就成为了皇帝的亲信。每天在乾隆面前，以奴才自居，负责监视文武百官，汇报官员们的生活，可谓是皇上身边的红人。
雍正皇帝还没有当皇帝之前，曾经跟年羹尧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的说法是：“况在朝廷称君臣，在本门称主仆，故自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以至公等莫不皆称主子、奴才，此通行常例也。”这就是说，满人大臣在朝廷里是君臣关系，在本旗是主仆关系。是自称“臣”，还是自称“奴才”，存在微妙的区别。
雍正皇帝当了皇帝以后，曾经对大臣在奏折里的自称进行规范，统一为“臣”：“凡奏章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槩书写臣字。”按照这个意思，不管满人大臣还是汉人大臣，均在奏折里自称“臣”。
不过，雍正时期，内务府的满人大臣在上奏折时，还是爱自称“奴才”。雍正皇帝也并没有及时进行纠正。
有的汉人大臣，来用自称“奴才”的方式，向雍正皇帝套近乎。
雍正年间，有一个湖广总督叫杨宗仁。杨宗仁是汉军正白旗人，生于1661年，监生出身，历任湖广慈利知县、甘肃西宁道、浙江按察使、广西按察使、广西巡抚、广东巡抚等职。雍正皇帝继位后，杨宗仁授任湖广总督。
有一年，杨宗仁给雍正皇帝上了一道请安奏折。在奏折的结尾处，杨宗仁自称“奴才”。雍正皇帝在批阅这道请安奏折时，很认真地用朱笔划去“奴才”两个字，在旁边写了个“臣”字，并批示了4个字：“称臣得体。”
显而易见，雍正皇帝认为，汉人大臣还是称臣更为得体。
如今，杨宗仁还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如果大家到了台湾旅游，不妨去台北故宫博物院瞧一瞧这份可爱的奏折。
雍正皇帝还算比较客气，乾隆皇帝就没有这么好的脾气了。
乾隆皇帝继位后，专门颁发一道上谕规定：“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摺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这是说，满人大臣在公事奏折里自称“臣”，在请安折、谢恩折以及寻常奏折里，仍然自称“奴才”。
不久，满人大臣天保和汉人大臣马人龙一起上了一道奏折。天保排名在前，马人龙排名在后，他们便一起自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了，大光其火，以严厉的口吻指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
为此，乾隆皇帝还专门下了一道奏折，再次强调：“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