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历十五(1588)十二月,传统节日腊八节这天,赋闲在家的戚继光突然发病去世,一代名将就此陨落。虽然早在五年前,作为张居正嫡系的戚继光,因为张居正的离世而遭弹劾被罢免。
但是在镇守蓟门二十年的时间里,戚继光为大明帝国留下了他用毕生精力操练的军队和练兵的纪要。
在蓟门总兵官任上,戚继光以当年抗倭的戚家军为骨干,为大明朝训练了数千名中下级军官。
戚继光寄希望于这些人能继承戚家军的战法和思想,在军队中起到类似教导队的作用,带领将士们继续保卫大明的江山。
而这些人也确实没有辜负戚继光的期望,在后来的万历三大征中,尤其是在援朝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决定胜负的作用。
但是,死去的戚继光肯定想不到,这支他用尽心血培养出来的近现代化的职业军队,这支对外立下赫赫战功的部队。
没有战死在对外的战场上,却被自己人残忍的坑杀,还被扣上了叛逆的帽子,落得了身败名裂的下场。
为何立下赫赫战功的戚家军会落得如此惨烈的下场?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其实明代官方是没有戚家军这种称呼的,戚家军是民间老百姓对这支部队的爱称,但它不是戚继光的私兵,它是属于朝廷的募兵,在官方上他们被称为兵或者浙兵。
当年,在抗倭战争中,戚继光带领他在义乌招募的士兵剿灭倭寇,几乎是百战百胜,因此南兵的的善战之名享誉内外。
故而在抗倭结束后,朝廷任戚继光为神机营副将,又在浙江招募了三千士兵作为骨干,在蓟镇训练新招募的三万士兵。
也是凭借这支军队,在戚继光镇守蓟门二十年的时间,北方的蛮族再也不敢入侵边境。在张居正死后,受其牵连的戚继光被调任,但是这支军队却留了下来。
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统一日本的大名丰臣秀吉,为了吞并朝鲜,发动了壬辰倭乱,而当年的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
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明朝出兵援朝抗日。于是在蓟镇驻守的南兵,在副总兵吴惟忠的率领下入朝作战。
出自浙江义乌的吴惟忠是跟随戚继光的抗倭老将,可谓是身经百战屡立战功。
在他的带领下,以浙江兵为骨干善用火器的蓟辽军,成为了这场战争中明军的主力部队,攻克牡丹峰,收复平壤,都是浙兵部队第一个攻上日军阵地。
尤其在攻打平壤时,年过花甲的戚家军老将吴惟忠左肋中弹,血透衣甲依然站在最前沿指挥。
而且除了作战勇敢,南兵还不扰民,军纪极佳。
因此朝鲜人对吴惟忠所领的南兵,是众口一词的称赞,认为:“南兵,一当百云。”
然而就是这支立下赫赫战功的南兵,三年后,在所谓的“蓟州兵变”中,被自己人屠戮一空,让人心生感叹,无限惋惜。
在万历二十三年发生的这一场“蓟州兵变”,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英雄含冤而死,小人却跃居高位,享尽荣华富贵。
这场事变,在明代史料上记载极少,只有寥寥数语。
但是因为当时正值援朝抗日战争期间,朝鲜的史料对此记载颇为详细。
表面上看,引起事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从战场回来的南兵“要赏结聚”、“挟增月饷”,索要“双粮” 引起,被当时的总兵王保利用,诱骗南兵放下武器到演武场集合,继而尽数屠杀。
因为南军的骨干都是当年的戚家军,而当年戚继光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对招募的军队制定了很高的奖金制度。
战士所获银两多少,与战场杀敌多少紧密相关。而且戚继光言出必行,赏罚有信。故而南军才能接受戚继光严苛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纪律。
而此次出兵援朝抗日更是出国作战,有所不同。当时明朝中期的军饷,募兵制一般是每年十八两。
但是当时经略军务的文官宋应昌是浙江人,更是参与过抗倭战争,所以非常了解看重南兵的战斗力。
故而将南军的军饷提高了一倍,达到了一年43两左右。以此大程度激发南军的士气,此举也确实收到奇效,南兵在战斗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宋应昌在职的时候,南军都是按此标准执行。问题是在平壤之战后,当时时兵部尚书石星主撤兵议和,而宋应昌因建议留兵协守,因此解职召回,截止到其被解职时,军饷并未全部按期发放。
而接任的顾养谦是个彻头彻尾的主和派,虽然宋应昌对此事多次提醒,然而他对这并未多重视,故而成为了隐患,才有了南兵要饷之事。
但是在明代,因为朝廷糟糕的财政制度,明军中欠饷本是军中常事,士兵不满乃至闹事也并不鲜见。
朝廷的一般做法也是宣抚为主,这是为什么南兵们会轻信王保,放下武器前往演武场的原因。
可是为何其他人闹饷朝廷以安抚为主,而立下汗马功劳的南兵却惨遭屠戮?
实际上深层次的原因,是军中的南北之争愈发严重。
所谓的南北之争,南自然指的是南军,而北指的是以东征总督李如松为首的辽镇军马,也就是日后吸尽大明鲜血,汉奸层出不穷的关宁军。
而双方的结怨要从张居正当政时算起,因为因为抗倭的胜利,以戚继光为首的南兵声名鹊起。
加上戚继光是张居正的嫡系心腹,故而南军在当时是有有求必应屡立战功,故而在仕途上是一路顺畅,当时就有“浙兵半天下”的说法。
于是朝中饷银自然而然倾向于南兵,给到北兵的饷银自然就会减少,引起北兵的不忿。而等到张居正和戚继光不在之后,南兵失去了中枢的支持,北兵开始得势。
处于少数的南兵受到了种种不公平的待遇,特别是在入朝作战后,双方的矛盾更是急剧激化。
当时的东征总督李如松,是北军的领军人物,他在战场的任务分配上,战后的军功分配上,都是明显偏向北军。
例如让吴惟忠率领南军进攻最险要的牡丹峰,却不给炮火支持,而将大炮主力分配给自己的弟弟李如柏。
而攻克平壤的“首叙”之功,是吴惟忠奋勇先登,结果到了最后,被归到了北军将领杨元头上。导致军中议论纷纷,公认不平。
平壤酬功不平,导致了南北将领愈发不和。
南兵驻守开城期间,朝鲜兵曹判书李德塞还曾目击南兵将领王必迪,直斥东征提督李如松“不智不信不仁”之事。
王必迪直白道出的南军不满以及南北将帅间的意见分歧,而作为东征提督的李如松被当众揭短,自然尴尬不堪,不得不拿出银子息事宁人,但对南兵将领的意见显然没有采纳,反而日渐不满。
而南军的将领们,也对李如松率领的北军怨气日重,故而借口李如松的的旗牌官触犯军纪,将李如松亲兵枭首示众,气的李如松直言南军是乱军。
其后李如松更是借口庆州安战败之事,归罪于南军,趁机对南军进行报复,将南军主帅吴惟忠罢斥。
本来出身浙江的经略宋应昌还能调和一二,让南军和北军各退让一步,以求得军中安定。
可是随着宋应昌的离去,再也无人能居中调和了,双方开始互相敌视报复。蓟镇事变也正是诸多军政问题的集中爆发。
关于双方的是是非非,我们就以第三方当事人朝鲜人的眼光来看一下。根据朝鲜人的记载是:
而且朝鲜人对吴惟忠所领南兵的称赞,众口一词,毫无例外。
直到今天,在韩国的竹山,有吴惟忠的纪念亭,立有纪念吴惟忠的碑石,上刻"天朝副总兵吴惟忠德清仁勇碑"。
忠州有"清肃碑",安东有 "天将吴侯颂德碑铭", 新宁有"吴总兵惟忠碑铭"。凡此种种,说明吴惟忠在当地百姓心中的位置,是多么高大。
而朝鲜人对李如松的辽镇兵马,是这样评价的
这是作为第三方的朝鲜人对两者的真实评价,相对来说是比较公正真实的。所以日后关宁军出了那么多汉奸也就不奇怪了。
最让人心寒的是朝廷对蓟镇事变的处置,当时对于蓟镇总兵王保的“纵意击杀”,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等替南兵抱不平,欲整顿军中长官的滥杀行为,却被斥责。
在巡关御史马文卿(事发地石门寨在山海关附近)和兵部尚书石星的坚持下,立下赫赫战功的的数千南兵被定性为“大逆”。
在朝鲜叱咤风云的英雄们,没有在战场上死于日军枪林弹雨,却在自己的驻地被自己长官诱杀。还被认定为叛逆。而凶手王保还因为此事“平叛有功”升官发财了。
真 是 昭 昭 日 月 天 理 何 在!
本来蓟镇南兵的来源是戚继光特意从南方调来,人数大概有两万,原意是欲作“师范”以练北兵。
但在事变一周后,中枢下令,将南兵将领革除,士兵发回原籍,有不听命者,以军法从事。南兵的心彻底寒了。
故而两年后,当第二次入朝作战时,朝廷重想起南军,派吴惟忠在浙江招募士兵时,却再也无人去应募了。
而戚继光试图将南兵作为教导队的用意也付之东流,这支由戚继光一手训练出来,被称为16至17世纪东亚最强军队的队伍,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消散在 历史 中。
后来,在天启年间的浑河战役中,由戚继光的侄子戚金率领的军队,已经不是当年的戚家军了,只是熟悉戚家军战法的军队而已。真正的戚家军就这样灭亡在自己人手中。
此后,辽西将门掌握大明朝的军事话语权,不断对整个大明朝敲骨吸髓,最终吸干了大明朝。
每年花费朝廷五六百万两白银的关宁军,不仅没有镇守住边关。反而助纣为虐跟随建虏将中国杀了个尸山血海,大明朝也算求仁得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