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历十五（1588）十二月，传统节日腊八节这天，赋闲在家的戚继光突然发病去世，一代名将就此陨落。虽然早在五年前，作为张居正嫡系的戚继光，因为张居正的离世而遭弹劾被罢免。
但是在镇守蓟门二十年的时间里，戚继光为大明帝国留下了他用毕生精力操练的军队和练兵的纪要。
在蓟门总兵官任上，戚继光以当年抗倭的戚家军为骨干，为大明朝训练了数千名中下级军官。
戚继光寄希望于这些人能继承戚家军的战法和思想，在军队中起到类似教导队的作用，带领将士们继续保卫大明的江山。
而这些人也确实没有辜负戚继光的期望，在后来的万历三大征中，尤其是在援朝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决定胜负的作用。
但是，死去的戚继光肯定想不到，这支他用尽心血培养出来的近现代化的职业军队，这支对外立下赫赫战功的部队。
没有战死在对外的战场上，却被自己人残忍的坑杀，还被扣上了叛逆的帽子，落得了身败名裂的下场。
为何立下赫赫战功的戚家军会落得如此惨烈的下场？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其实明代官方是没有戚家军这种称呼的，戚家军是民间老百姓对这支部队的爱称，但它不是戚继光的私兵，它是属于朝廷的募兵，在官方上他们被称为兵或者浙兵。
当年，在抗倭战争中，戚继光带领他在义乌招募的士兵剿灭倭寇，几乎是百战百胜，因此南兵的的善战之名享誉内外。
故而在抗倭结束后，朝廷任戚继光为神机营副将，又在浙江招募了三千士兵作为骨干，在蓟镇训练新招募的三万士兵。
也是凭借这支军队，在戚继光镇守蓟门二十年的时间，北方的蛮族再也不敢入侵边境。在张居正死后，受其牵连的戚继光被调任，但是这支军队却留了下来。
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统一日本的大名丰臣秀吉，为了吞并朝鲜，发动了壬辰倭乱，而当年的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
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明朝出兵援朝抗日。于是在蓟镇驻守的南兵，在副总兵吴惟忠的率领下入朝作战。
出自浙江义乌的吴惟忠是跟随戚继光的抗倭老将，可谓是身经百战屡立战功。
在他的带领下，以浙江兵为骨干善用火器的蓟辽军，成为了这场战争中明军的主力部队，攻克牡丹峰，收复平壤，都是浙兵部队第一个攻上日军阵地。
尤其在攻打平壤时，年过花甲的戚家军老将吴惟忠左肋中弹，血透衣甲依然站在最前沿指挥。
而且除了作战勇敢，南兵还不扰民，军纪极佳。
因此朝鲜人对吴惟忠所领的南兵，是众口一词的称赞，认为：“南兵，一当百云。”
然而就是这支立下赫赫战功的南兵，三年后，在所谓的“蓟州兵变”中，被自己人屠戮一空，让人心生感叹，无限惋惜。
在万历二十三年发生的这一场“蓟州兵变”，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英雄含冤而死，小人却跃居高位，享尽荣华富贵。
这场事变，在明代史料上记载极少，只有寥寥数语。
但是因为当时正值援朝抗日战争期间，朝鲜的史料对此记载颇为详细。
表面上看，引起事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从战场回来的南兵“要赏结聚”、“挟增月饷”，索要“双粮” 引起，被当时的总兵王保利用，诱骗南兵放下武器到演武场集合，继而尽数屠杀。
因为南军的骨干都是当年的戚家军，而当年戚继光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对招募的军队制定了很高的奖金制度。
战士所获银两多少，与战场杀敌多少紧密相关。而且戚继光言出必行，赏罚有信。故而南军才能接受戚继光严苛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纪律。
而此次出兵援朝抗日更是出国作战，有所不同。当时明朝中期的军饷，募兵制一般是每年十八两。
但是当时经略军务的文官宋应昌是浙江人，更是参与过抗倭战争，所以非常了解看重南兵的战斗力。
故而将南军的军饷提高了一倍，达到了一年43两左右。以此大程度激发南军的士气，此举也确实收到奇效，南兵在战斗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宋应昌在职的时候，南军都是按此标准执行。问题是在平壤之战后，当时时兵部尚书石星主撤兵议和，而宋应昌因建议留兵协守，因此解职召回，截止到其被解职时，军饷并未全部按期发放。
而接任的顾养谦是个彻头彻尾的主和派，虽然宋应昌对此事多次提醒，然而他对这并未多重视，故而成为了隐患，才有了南兵要饷之事。
但是在明代，因为朝廷糟糕的财政制度，明军中欠饷本是军中常事，士兵不满乃至闹事也并不鲜见。
朝廷的一般做法也是宣抚为主，这是为什么南兵们会轻信王保，放下武器前往演武场的原因。
可是为何其他人闹饷朝廷以安抚为主，而立下汗马功劳的南兵却惨遭屠戮？
实际上深层次的原因，是军中的南北之争愈发严重。
所谓的南北之争，南自然指的是南军，而北指的是以东征总督李如松为首的辽镇军马，也就是日后吸尽大明鲜血，汉奸层出不穷的关宁军。
而双方的结怨要从张居正当政时算起，因为因为抗倭的胜利，以戚继光为首的南兵声名鹊起。
加上戚继光是张居正的嫡系心腹，故而南军在当时是有有求必应屡立战功，故而在仕途上是一路顺畅，当时就有“浙兵半天下”的说法。
于是朝中饷银自然而然倾向于南兵，给到北兵的饷银自然就会减少，引起北兵的不忿。而等到张居正和戚继光不在之后，南兵失去了中枢的支持，北兵开始得势。
处于少数的南兵受到了种种不公平的待遇，特别是在入朝作战后，双方的矛盾更是急剧激化。
当时的东征总督李如松，是北军的领军人物，他在战场的任务分配上，战后的军功分配上，都是明显偏向北军。
例如让吴惟忠率领南军进攻最险要的牡丹峰，却不给炮火支持，而将大炮主力分配给自己的弟弟李如柏。
而攻克平壤的“首叙”之功，是吴惟忠奋勇先登，结果到了最后，被归到了北军将领杨元头上。导致军中议论纷纷，公认不平。
平壤酬功不平，导致了南北将领愈发不和。
南兵驻守开城期间，朝鲜兵曹判书李德塞还曾目击南兵将领王必迪，直斥东征提督李如松“不智不信不仁”之事。
王必迪直白道出的南军不满以及南北将帅间的意见分歧，而作为东征提督的李如松被当众揭短，自然尴尬不堪，不得不拿出银子息事宁人，但对南兵将领的意见显然没有采纳，反而日渐不满。
而南军的将领们，也对李如松率领的北军怨气日重，故而借口李如松的的旗牌官触犯军纪，将李如松亲兵枭首示众，气的李如松直言南军是乱军。
其后李如松更是借口庆州安战败之事，归罪于南军，趁机对南军进行报复，将南军主帅吴惟忠罢斥。
本来出身浙江的经略宋应昌还能调和一二，让南军和北军各退让一步，以求得军中安定。
可是随着宋应昌的离去，再也无人能居中调和了，双方开始互相敌视报复。蓟镇事变也正是诸多军政问题的集中爆发。
关于双方的是是非非，我们就以第三方当事人朝鲜人的眼光来看一下。根据朝鲜人的记载是：
而且朝鲜人对吴惟忠所领南兵的称赞，众口一词，毫无例外。
直到今天，在韩国的竹山，有吴惟忠的纪念亭，立有纪念吴惟忠的碑石，上刻"天朝副总兵吴惟忠德清仁勇碑"。
忠州有"清肃碑"，安东有 "天将吴侯颂德碑铭"， 新宁有"吴总兵惟忠碑铭"。凡此种种，说明吴惟忠在当地百姓心中的位置，是多么高大。
而朝鲜人对李如松的辽镇兵马，是这样评价的
这是作为第三方的朝鲜人对两者的真实评价，相对来说是比较公正真实的。所以日后关宁军出了那么多汉奸也就不奇怪了。
最让人心寒的是朝廷对蓟镇事变的处置，当时对于蓟镇总兵王保的“纵意击杀”，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等替南兵抱不平，欲整顿军中长官的滥杀行为，却被斥责。
在巡关御史马文卿（事发地石门寨在山海关附近）和兵部尚书石星的坚持下，立下赫赫战功的的数千南兵被定性为“大逆”。
在朝鲜叱咤风云的英雄们，没有在战场上死于日军枪林弹雨，却在自己的驻地被自己长官诱杀。还被认定为叛逆。而凶手王保还因为此事“平叛有功”升官发财了。
真 是 昭 昭 日 月 天 理 何 在!
本来蓟镇南兵的来源是戚继光特意从南方调来，人数大概有两万，原意是欲作“师范”以练北兵。
但在事变一周后，中枢下令，将南兵将领革除，士兵发回原籍，有不听命者，以军法从事。南兵的心彻底寒了。
故而两年后，当第二次入朝作战时，朝廷重想起南军，派吴惟忠在浙江招募士兵时，却再也无人去应募了。
而戚继光试图将南兵作为教导队的用意也付之东流，这支由戚继光一手训练出来，被称为16至17世纪东亚最强军队的队伍，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消散在 历史 中。
后来，在天启年间的浑河战役中，由戚继光的侄子戚金率领的军队，已经不是当年的戚家军了，只是熟悉戚家军战法的军队而已。真正的戚家军就这样灭亡在自己人手中。
此后，辽西将门掌握大明朝的军事话语权，不断对整个大明朝敲骨吸髓，最终吸干了大明朝。
每年花费朝廷五六百万两白银的关宁军，不仅没有镇守住边关。反而助纣为虐跟随建虏将中国杀了个尸山血海，大明朝也算求仁得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