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中"雷雨"的多重象征意义陈霞(江苏省常州物资学校,江苏常州213001)摘要:"雷雨"作为一种以"郁闷,压抑,触目惊心''为特征的意象在《雷雨》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雷雨,,既是作品人物性格特征的象征,也是整个戏剧的氛围和剧情展开的节奏,更是作品矛盾冲突的特征.关键词:《雷雨》;"雷雨"意象;象征意义中闰分类号:106.3文献标识码:''''(,213001):,"",,"-"船.."".,.".""'-船.:;"";阅读曹禺这位现实主义大师的戏剧作品,感受最深的是他象征手法的运用.例如《雷雨》中的"雷雨",《日出》中的"日出",《北京人》中的"北京人"都是特定意义的象征.特别是《雷雨》中的"雷雨"更是具有多重象征意义,正是这特定意象的多重象征意义,使戏剧的题目与内容,主题与艺术表现手法,人物性格与戏剧氛围获得了完美的和谐统一.1曹禺与象征手法的借鉴运用作为一种特定的文艺思潮流派,象征主义最先出现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法国,主要表现于诗歌创作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影响遍及欧洲各国,波及各个艺术门类….五四前后,象征主义文学传人了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文坛中也出现了许多运用象征手法的作品,例如:戴望舒的收稿日期:2005—05—23作者简介:陈霞(1966一),女,江苏如皋人,讲师,本科.《雨巷》,鲁迅的《秋夜》《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凤凰涅槊》.曹禺从小爱好文学,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1922年他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又阅读了大量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他曾说,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使他"激动".曹禺1928年升入南开大学政治学系,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和书库里贪婪地研读着世界名着.曹禺不止一次地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易卜生的戏剧表现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明喻,暗喻,象征手法的运用,使他的剧作摇曳多姿.曹禺没有学其皮毛,他把易卜生的几副笔墨谙熟于心,常融合各种艺术技巧,特别善于运用象征手法,借助意象把细节的描写,真实的物象同人物的命运,戏剧的冲突,意境的渲染等都统摄在特定的情景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剧作是《雷雨》"雷雨"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06钷作为一种以"沉闷,郁热,极端,压抑,触目惊心的总爆发"为特征的意象在戏剧《雷雨》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特点,它既代表着自然界的雷雨构成戏剧的氛围和剧情展开的节奏,又是人物性格和感情的潮汐和激荡,它为作家雷雨般的热情构筑了情景交融的诗意境界.2"雷雨"体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雷雨》中繁漪和鲁大海的性格是最具"雷雨"特征的2.繁漪极端,彻底,敢爱敢恨,有那种可以摧毁一切的原始的"蛮力".她素来有些阴鸷怪异,时而敛声息气,时而疯狂爆发,她可以说是"雷雨"的化身.她敢说敢做敢爱敢恨毫无顾忌,她的语言像犀利的刀,像锋利的剑,尖刻辛辣,痛快淋漓.她爱周萍便不顾一切,把生命,名誉整个交给了周萍.可当周萍背叛她时,她亦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加以报复.为了破坏四风与周萍的关系,她先是想借四凤之母鲁侍萍带走鲁四风,后在杏花巷周萍与四凤幽会时,她竟然将周萍能逃走的唯一窗户关死,想借鲁大海之手置周萍于死地.暴风雨之夜,周萍决定带四凤离开将大门锁住,叫来周朴园,迫使所有的人面对面地站到一起.于是所有人物间的关系,一切最残酷的事实被揭开了,最后鱼死网破,三死一跑一疯一呆.她那畸形的爱情,欲望的冲动,都裹挟着一种闪电雷鸣般的突发性和猛烈性,再没有比从爱到嫉妒到破坏更直更窄的路了.她的痛苦最深,渴望最强,所以爆发得最疾,最猛,就象"雷雨".鲁大海身上最鲜明的性格特征是与邪恶作斗争的清醒与嫉恶如仇.他有着强烈的阶级意识,在他心目中,富人与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天然地横着一条不可跨越的沟壑.他性格粗犷,直率,自信和实际,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领导工人罢工,不为利诱,不畏威吓.鲁大海有可贵的阶级立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对资本家清醒而深刻的认识,鲁大海这种毫不畏惧,敢说敢做,雷厉风行的性格正如"雷雨".3"雷雨"在艺术表现中的作用"雷雨"作为一种特定意象的象征意义不仅体现在人物的性格特征上,而且也体现在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上.3.1"雷雨"是整个戏剧的氛围和剧情展开的节奏剧作开始于雷雨前的背景下.第一幕交待:"这是十年前一个夏天的上午…'屋中很气闷……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作品交待故事发生所处的自然环境——气闷郁热的雷雨前,而且这种雷雨氛围伴随着整个戏剧.不仅自然环境处在雷雨前的郁闷之中,而且人文环境亦如此,周鲁两家平静圆满的外表下隐藏着无数的矛盾和巨大的灾难,必将酝酿着一场暴风骤雨,电闪雷鸣,而且这种环境氛围伴随整个剧作."屋中很气闷……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剧作开始了第一幕.周萍与周繁漪的乱伦,周萍,周冲和四风之间的爱情纠葛,鲁大海与周朴园的势不两立,特别是"喝药"一场戏惊心动魄,家庭成员对周朴园专横,霸道敢怒而不敢言的不正常关系预示一场暴风骤雨在所难免,这是全剧的引子,与自然界的雷雨一样,周家的暴风雨正在酝酿中."午饭后,天气很阴沉……使人成为烦燥的人".第二幕周繁漪为留住周萍威逼利诱,并找来四凤之母鲁侍萍,希望鲁侍萍将四凤带走以绝周萍的后路,而鲁侍萍却是周朴园3年前抛弃的前妻,周萍的生母.鲁侍萍与周朴园意外相遇,30年的爱恨情仇聚焦于这意外的一瞬间,失散了30年的亲人相见,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子之间欲认不能欲罢不忍,爱也不能,恨亦不能.暴雨前隐隐雷声,使矛盾进一步明朗,冲突进一步激化,剧情进一步向前推进."虽然方才落了一阵暴雨……狂雨就快来了".随着暴风暴雨的即将来临,剧情更进一步向前推进,杏花巷"发誓"一幕预示矛盾已进入白热化,一触即发.繁漪围堵周萍,欲置周萍于死地,说明她已作困兽之斗,大有不拼个鱼死网破誓不休之意.同时,周鲁之间的阶级矛盾更明显地表现为势不两立,不可调和.第四幕
剧名剧作以“日出”命题。它既是浩浩荡荡的大时代的光明与力量的象征，又是对生活在黑暗中的没有光明的前途的剧中人物的一种反衬。
寂静的暮色，怪相的黑云遮住了天，苍苍茫茫的原野中，巨大的灰色枕木静静地躺着，随着一声长长的火车汽笛声，枕木开始慢慢的颤动，一根、二根、三根……，那也许是希望，也许是险恶，也许是反抗，也许是忧郁，《原野》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拉开了序幕。那原始的氛围，沉郁的土地以及扭曲的人性，特别是第三幕阴森恐怖的冥幽世界的出现，使《原野》全剧笼罩着厚重的神秘色彩。本文试图透过剧中随处可见的象征意象的表面，撩开这层神秘的面纱，窥见曹禺这位戏剧大师在本剧中的创作理念。
《原野》中的象征意象随处可见。当然，象征意象的点染是非具象的，剧中依惯例也没有旁白、独白，面对神秘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恰恰给了读者和观众以无限思考和感受的空间，从而超越故事情节本身的描述，以品味悲剧的真意所在。
首先，剧本中前后一再出现两个象征性意象：火车及铁镣：在那“林外迅疾地奔驰”[1]、一直通向“无边”的火车，寄托着“受迫害最深的人”――剧本主人公仇虎和金子的“心” “飞”向“黄金铺的地方”的美好追求；而“铁镣”则象征着永远挣脱不了的受奴役的命运。剧作家一再从现实生活中强烈地感受到：人对理想的自由生活的追求，总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束缚着，桎梏着，这之间形成一种矛盾。作家怀着郁闷、痛苦焦灼的心情探求着：这是怎样的“无形力量？也许作者在理论上无法作出明确的概括，他将自己的主观见解隐藏在人物的刻画上，戏剧的冲突中，他善于“展示”，读者会从剧作家的形象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于是，人们从《原野》里充满生命力的仇虎和金子的“复仇”――实质是对被奴役命运的挣扎与反抗中，发现了统治农村几千年的封建宗法思想的阴影与“铁镣”：他们必须“复仇”，因为“子不报父仇，大逆不道”；他们必须杀死无辜的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因为“父债子还”是“天经地义”；他们必须谋害焦阎王的孙子小黑子，因为“断子绝孙”才是最大的“复仇”；但“恶有恶报”的报应观念却像沉重的铁镣一般紧紧桎梏着他们，使他们最后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显然，这种无以摆脱的封建宗法思想的“镣铐”，才是这对“受迫害最深”的盲目的复仇者不可能获得真正自由的“更内核的原因”。
其次，沉郁的大地，莽莽苍苍、无边无际的“原野”本身就使人嗅到一股浓烈的原始、贫瘠而又肃杀的愚顽之气，而从小便被这种强大的“地气”“滋养”着的仇虎又如何能摆脱已经浸透到骨子里的蛮荒与蒙昧呢？因此，剧目“原野”本身就预示了这个复仇的故事注定是个悲剧。当戏剧的第一幕刚刚拉开的时候，仇虎已经在焦家等待大星十天了。与其说这十天是等待还不如说是抉择。作为猎人的仇虎已然别无选择地端起了复仇的枪，也瞄准了他的“猎物”，可想到枪响后即将面对的“血淋淋”，他的手连同他的心都在颤抖。他困惑、矛盾、痛苦、彷徨，了解他的金子一语中的：“你的手下不去”，这更令他焦躁不安：一边是家族的血海深仇令他无法推卸复仇的责任，一边是牵累善良而又无辜的儿时伙伴令他于心难安，毕竟大星除了是“阎王的儿子”之外，再无一点过错。“他连一个蚂蚁都不肯踩”，“他从前看我像他的亲哥哥”，这些都是仇虎不能不承认的客观事实。 然而，复仇似一支无形又有力的手，推动着他只能走这条不归路。为了寻找心理上的平衡，消除一直扰乱他心境的罪恶感，仇虎只好设计大星。“我现在想，想着怎么先叫大星动了手，他先动了手，那就怪不得我了。”他耍出泼皮无赖的手段，用自己与金子的私情来刺伤大星，怎奈懦弱到了顶点的大星竟然忍受了他这种公然践踏自己男性尊严的行径，使仇虎只有主动砍下这一刀。这一刀终于是砍下去了，可仇虎用仇恨支撑起来的精神大厦也在这一刀落下的同时顷刻间瓦解了，还没等到他品尝梦想已久的快意与轻松，人已“似中了魔”：“我的手，我的手。我杀过人，多少人我杀过，可是这一双手头一次是这么发抖。”“血洗得掉，这‘心’，跟谁能够洗得明白。”如果说之前的这种完全出于直觉而非理性的罪恶感还有复仇的意念在消解的话，那么此刻则完全地左右了他的整个魂灵，终于使他在逃亡的黑林子里出现了幻觉。仇虎是个农民，是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存在封建迷信的观念是非常正常的。他害怕沾满血腥的自己死后下地狱受煎熬，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直觉反应，可越是怕就越是会在头脑和意识中出现，这也符合人之常情。因此，第三幕牛头马面、阴曹地府的出现很显然是剧情发展的必然。仇虎竭力在阎王面前申诉自己的冤仇，以求宽恕，这恰恰说明仇虎的潜意识当中是判定自己有罪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仇虎那么惧怕焦母的叫魂声和庙里的鼓声，并没命地想逃脱它们的追逐，因为声音唤起了他内心对自己与阎王无异的罪恶的谴责与悔恨。
第三，我们来看一看陈设并不复杂的焦家，这个凝聚了仇虎满腔仇恨的小空间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社会的缩影。挂在正屋墙上的“是一帧巨阔、油腻的焦阎王半身像，穿着连长的武装，浓眉，凶恶的眼，鹰钩鼻，整齐的髭须，仿佛和善的微笑着，而满脸杀气”，焦阎王身穿军装、满脸杀气的画像，象征着这个罪恶的幽灵不仅繁殖着罪恶，也始终主宰着这黑暗的世界。它使满怀着一腔复仇希望的仇虎不断受着他无形的讥讽和精神折磨。这是否意味着仇虎以一介莽夫之力与残酷的封建统治者较量根本就是一种妄想呢？或者就是以卵击石。也正是他嘲弄般的审视，才使得不甘认输的仇虎不得不重新确定复仇的对象，导致了新的悲剧的上演。还有一个不容轻视的小道具便是屋子左面供奉的神龛，“左门旁立一张黑香案，上面供着狰狞可怖、三首六臂金眼的菩萨……现在香炉里燃着半股将尽的香，火熊熊燃，黑脸的菩萨照的油亮油亮的”，它把一切的封建精神统治及其孕育出的愚昧、迷信具象化了。正是在这千百年“香气”的熏染中，统治阶级禁锢了人的灵魂，即使有的人思想中进发出了抗争的火花，也常常会因无法辨识正确的方向而遭禁锢。我们从仇虎在瞬间迷惘之后选择了与阎王一样的断其子孙以绝其家族命脉的复仇手段，而作为封建统治卫道士的焦母一下子便确定仇虎新的复仇对象会是自己的儿子，便可体会出其毒害之深。因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反抗者，他们的思维居然都定势在断子绝孙这个传统的中国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上。
第四，第三幕出现的“头顶平天冠，两手捧着玉笏的黑脸”的阎罗王、“披带青纱，乌冠插着黑翅”的判官以及牛首马面、青面小鬼等构成的幻觉世界的恐怖情景，它正是现实黑暗、残酷的活写真。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被焦阎王逼死的仇父，卖到妓院、悬梁自尽的妹妹判成上刀山、下地狱，而判罪魁祸首的焦阎王上了天堂。仇虎对阎罗王不公的控诉，就是对现实世界不公的控诉；他对阎罗世界法律的揭露，也正是批判着现实世界的法律。作者采用这样非现实的象征手法，是借以反映被压迫者痛苦万分的心声，写出现实压迫的横暴。正如鲁迅先生在《何典》中所说：“作者便在死的鬼通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2]它有着“现世相的神髓”，使仇虎的悲剧有一种不得冲出重围和不可摆脱的历史真实的意味。并且，也正是在这一幕里，我们得以一点点、一步步地跨进了仇虎的潜意识世界，与他的心灵贴近，以探究复仇后的灵魂为什么依旧流血流泪为切入点，向曹禺的创作理念进行更深层次的追索与探深，把现实的意义加浓加重。
在《原野》中，象征意象的应用似乎使《原野》这个现实生活中确有的农民复仇故事远离了现实，变得离奇而又飘忽，于是自《原野》问世以来，招致了人们的一些误解、误读，但它却加深了人们探求神秘的兴趣，同时它还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启示，那就是：单纯地、绝对地以现实主义角度审视《原野》，并不能直接逼近这部剧作的核心与实质问题，更不利于促进研究向作家作品本位的回归，而只能局限于外在的分解。而要求一个作家一味遵从或保持现实主义的风格既不合理也不公平，更会扼制对新手法的运用和新理念的探讨。
我们既不能绝对地以现实主义角度审视《原野》，更不能绝对地以阶级斗争（农民对地主的斗争）角度来审视《原野》。长期以来，在文艺批评中有一种误解，认为反映农民对地主斗争的作品才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其实，这是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误读。阶级斗争化仅是历史和现实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远远不是全部。《原野》本质上不是写的农民与地主的斗争，因为仇家按照经济地位来说，在遭受焦家迫害之前和焦家相当，至少不必焦家差，是焦阎王觊觎焦家的一片好田地，他才利用自己当军阀连长的特权，害得仇家家破人亡。这里写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弱点：嫉妒、野蛮的占有、阴谋诡计的实施等等。而仇虎在斗争之后的强烈地复仇也是具有全人类的共同弱点性质：父债子还，让对方断子绝孙，从而伤害无辜及幼小。这样看来，《原野》最大的特点是突破了阶级斗争的模式，廓大到了触及全人类共同人性批判的高度，具有对人类生存生命状态终极关怀和追问的性质，它的隐形理念是在批判全人类的共同弱点的同时，从反面映照出寻觅最佳人性，设计最美生存状态的需求，具有无限大的悲悯意识。长期以来，人们不但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剖析《原野》从而对它产生了误解和误读，而且对它的隐形的寻觅最佳人性、设计最美生存状态的审美追求的漠视。由此可见，我们批评家的肤浅和拘囿。为了配合作家这种创作理念契合审美理想，他用象征手法来作为这个剧本的外在形式。在我看来，这两者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使得《原野》成为从内容到形式高度统一的传世之作。如果这个剧本单纯地解读农民对地主的斗争，那么，象征手法的运用，便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即使勉强运用，也会使两者剥离。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创作在使用象征手法上，存在一些偏颇，象征成为一种比喻，它太实太直接，太具象。而使用哲理的、抽象的象征手法则成为一种不成文的禁区，这是由于太绝对的现实主义，太绝对的表现阶级斗争的时代风尚决定的。曹禺的《原野》则成为另类，他上升到哲理的、抽象的象征高度，这是鹤立鸡群的作品，虽然招致一些误解、误读，但最终证明，它是同类作品的佼佼者！今天该是揭开它神秘面纱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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