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吴三桂镇守山海关北京城被李自成破了，吴三桂变成孤军，投降李自成或大清都是可能的。
小说和野史都说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就是说他是因为陈圆圆。不知是否确有其事，但我想即使这事是真的，以吴三桂一代枭雄的性格，应该也不是他降清的全部原因，顶多是一个借口罢了。
明季之末大量的明庭故臣变作汉奸的原因是多式多样的。常见的是战穷活命型和投效觅官型。前者典型为洪承畴、祖大寿等，后者典型为张存仁、马光远、冯铨等。吴三桂跟他们都不同。吴三桂没有战穷。山海关和五万将士均在他掌握之中。他官至明庭总兵官、平西伯。若明庭得以延寿，他的升官图仍未有穷期。更为重要的是，从十几岁至此他一直处在与满清毫不妥协的交战之中，可以说他身上并无显著的汉奸因子。鉴此，有必要探讨他终究成了大汉奸的原因。
面对事实进行探究，应该承认客观因素是促成吴三桂蜕变为汉奸的重要原因。这客观因素就是李自成入京后所采取的一系列错误作法。
基于农民起义军对地主豪绅阶级和故明官僚的痛恨，大顺军许多将士对明庭降臣进行拷掠追赃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李自成并不具备一个封建改朝换代者的眼光和胸襟。古代的农民起义并非近代、现代的民主革命。它只能是以一个新兴的王朝代替原有的王朝。大顺要能站稳脚跟就必须与故明官僚合作。而且这些故明官僚已抛弃朱明政权张开双臂准备与大顺朝合作了。如礼科给事中惠世扬就十分肉麻地向李自成下跪说：“天生老臣，以遗陛下。”可是李自成竟对个中奥秘欠缺洞悉。任由大顺将士去拷掠故明官员，甚至骚扰百姓，于是李自成大失京师民心。许多故明官员降后复萌叛志，有的则化装潜逃。
从整体上来看，大顺的作法是丢弃了于自身政权的稳定十分重要的故明官僚的合作，从局部上来看，是逼反了吴三桂。这既是促使吴三桂降清，也是使大顺朝由盛至衰最终覆灭的关键。对于那十几天－－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瞬间－－里的情况各种史籍中有着略有出入的记载。在剧烈的变动面前，吴三桂情绪激动举止失措。有记载说他已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只是在还没有完全公开之时，又陆续得到父亲被关押拷掠和爱姬被霸占的消息。有说是，他还勉强能接受父亲的遭难，却决不能接受爱姬的受辱。
他明白自己是处在满清和李自成两大势力的夹缝之中。无论是出于父亲滞留京城的考量，还是从他与满清拼杀了十几年的仇恨来看，他归降大顺才是顺理成章的。可是三十二岁血气方刚的青年武将在斩了李自成的使节并口出“李贼自送头来”的狂言后，就自断了这条应该走，并且本来已打算走的路。可是尽管如此他对降清仍有顾虑，以至在获悉李自成起兵后曾想自戕以了断一切。然而当他面对现实后，只得走出向满清搬兵的招数。而这一搬就把满清的都城从沈阳搬到北京，吴三桂没有后悔药可吃.
而且应该说明，一开始吴山桂并不见得真的有降清意图，他首先是于清军结盟借兵的意图，事实上，多尔衮收到吴三桂书信后，立刻复书，再次以清朝一贯对吴三桂的招降态度表示:“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河山之永也。”吴三桂在回信中仍未对是否“来归”有任何明确表示，只是模糊表示，若得民心与财土，“何事不成”。
史料佐证，明亡后数年内，虽然也有亲历甲申之变的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斥责吴三桂“西不能讨贼，东不能守关，有何功言？”但《谀闻续笔》曾记载吴三桂请求多尔衮“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明太子)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显示出他复明的确存在真诚性。
而此后他在讨清的檄文中指责多尔衮“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居燕都，窃我先朝神器”，清朝官方对此不敢正面回答，更显示吴三桂当年与清朝的盟约并非子虚乌有。然而在山海关之战击败李自成后，多尔衮以顺治皇帝名义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并令吴三桂以下各将领和吴军全部剃发，这标志着吴三桂已经彻底投降清朝。身为明将多年不接受清朝招降的吴三桂，于是迅速完成了从降李到反李，从借兵到降清的复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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