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09-17
德川家康，(とくがわ いえやす)（天文11年12月26日－元和2年4月17日；1543年1月31日—1616年6月1日）日本战国时代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江户幕府的第一代将军。生于名古屋附近的冈崎，为冈崎城主松平广忠的正室之子（长子为阿久所生），原姓松平氏，小名竹千代,初名元信，后改名元康，最后改名家康，1566年奉敕改姓德川。德川家康的先祖是发迹于三河地方的一个土豪，在战国时代逐渐上升为战国大名，到松平广忠这一代时，松平氏已领有整个三河国。但其领国被夹在势力较强的两个大名尾张的织田氏和骏河的今川氏之间，地位很不巩固。
势。在这种形势下，德川家康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必须对统一的大局有清醒的认识，因时、因地制宜，采取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顺应了时势，举措得宜的。
本能寺之变以后，丰臣秀吉捷足先登，抢先控制了局面，使德川家康失去了一次夺取全国政权的机会。当时大局虽然对他很不利，但这时他与丰臣秀吉之间的关系和实力已非昔日的织田信长与他的关系可比。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他采取了有限的行动。1584年，德川家康应织田信雄之请，与丰臣秀吉战于小牧、长久手，就是出于有限目的的一种有限行为。长久手之战，德川家康打败了丰臣秀吉的一个支队，打死了丰臣秀吉的勇将池田信辉，迫使丰臣秀吉以相当有利于他的条件讲和，这对全国都很有影响，丰臣秀吉对德川家康不得不另眼相待。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时，没有把德川家康的部队编入渡海战列。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德川家康的幸运，其实这是德川家康运用自己的实力和采取巧妙的策略得来的。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使丰臣政权和西南大名损失惨重，而德川家康却在和平建设中积蓄了财力，壮大了力量。这些变化是丰臣氏政权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德川家康后来夺取全国政权的重要转折点。
注意内治是德川家康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德川家康的内治是和改组与强化封建秩序溶为一体的。在取得全国政权前，每占领一地，总要对新领地的统治加以整顿，而不是一味追求武力扩大版图。夺取全国政权后，为了巩固政权，除保持丰臣秀吉的政治成果外，又采取了一系列改组和强化封建秩序的措施。
一是没收和削减敌对性大名的领地，充实幕府的经济基础：德川家康没收了87个敌对性大名的领地，总收入量为414万石（一说没收了90个大名的领地），减封了三个大名的领地，总收入量为207万石（一说减封四家大名领地）。其中的3/4转封给自己的功臣和亲近大名，其余的1/4划为德川氏的直辖地，再加上甲斐、信浓、美浓、近江、越前、佐渡、陆奥南部等地区的直辖地，总收入量达6万石以上，此外，德川家康还把佐渡、石见、伊豆等地的重要矿山和京都、大坂、奈良、骏府、长崎等重要城市和港湾地划为幕府直辖。这样，幕府就几乎控制了全国的大部分重要财源。
二是建立起幕藩体制的封建统治制度。德川家康根据对幕府的向背，把全国的大名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他的儿子和德川氏的近支宗族，这一类叫做“亲藩”；第二类是忠于自己和自己祖先的功臣，这叫做“谱代大名”，“亲藩”和“谱代”是幕府政权的支柱；第三类是关原之战前与德川家康同为大名的人，或战时曾忠于丰臣秀吉战后降服的大名，属于这一类的叫做“外样大名”。德川家康把三种类型的大名混杂相间，使亲藩和谱代大名监视外样大名。其次，为了加强对武士的统治，树立幕府的权威，又于1615年颁布了《武家诸法度》。其要旨是奖励文武、诫逸乐奢华、守节俭、严阶级（即服饰、乘舆的等级规定）、不得蓄浪人、不得擅自修缮城池、不得私婚、不得结党，但最主要的是规定了大名的“参觐交代”制。按规定，全国外样大名分为东西两半，半住江户，半住领地；每年4月为东西两半部大名的交代时期（对谱代大名另有规定），大名的妻子须常住在江户，事实上作为人质，大名依地位带领侍从，构成“诸侯行列”，按期到江户参觐交代。由于“诸侯行列”人数众多，往返于江户和领地之间的耗费十分巨大。因此这一制度不仅可以使幕府实际上把江户交代的大名作为人质而加以控制，还可以大量消耗大名的财力，使之无力叛乱。与此同时，德川家康还进一步推行丰臣秀吉的兵农分离政策，完善了身份制度，把整个日本社会划分为身分世袭的士、农、工、商四个等级，每个等级内部又贯穿着纵的主从关系。最后，在1615年还针对皇室、朝廷、寺社颁布了《禁中及公家诸法度》和五山十刹的法度。这样，以身分制为核心，以幕府为政权的中枢，上对天皇、公卿，下至各藩大名、一般武士、僧侣、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幕藩体制。德川幕府就是主要靠这个体制来统治全国。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