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七大措施：
加强
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基层财政的困难。
中国县乡两级的财政收入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多，而县乡两级财政供养的人员却约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70%。中央财政收入和省级财政收入占
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分税制以来翻了一番还多。据测算，全国乡级财政要支付的乡公务人员工资、村干部补贴、公共品维护和建设、办公费、困难户补助、债务利息等约2500亿元，而乡镇能够合法获得的财政收入还不到1000亿元，所以只能依靠所谓“创收”和巧立名目向下面收费来维持政权运转，结果造成基层干群关系的紧张。
穷乡镇和富乡镇财政收入有“天壤之别”，负债运营的乡镇财政估计占全国乡镇的2/3。相当多乡镇困难的财政不得不依靠“财政空转”（用贷款上缴县级财政）、“买税”（花钱挖其他地方的税源）和“垫税”（用个人或乡镇名义借款垫税）过日子，即便如此很多乡镇还经常
拖欠工资。而中央和省级机关周边宾馆，常常住满“跑钱”、要项目的地方政府派出人员。据专家估计，县以下（含县）的基层债务总额已超过8000亿元。因此，控制中央和省级的财政支出、缓解基层财政的紧张局面，是调节基层干群关系的必要措施。
加强反腐，逐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
要逐步扭转国家财政供给的党政机关、
人民团体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之间工资差异甚大的局面，实行透明的和可监测的“阳光工资”，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同一级别的工资可根据物价和消费水平进行调整。国家和地方财政要保证政权正常运转的支出，不允许国家全额财政供给的部门进行所谓的“创收”和进行工资外的收入分配，严格“收支两条线”。国家公务人员要实行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并建立公务人员的就职、离职和换岗的财产检查制度。
税收问题，打击非法致富
建立根据收入水平的增长适当提高
个人所得税征收基线的制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变所得税征收与家庭消费脱钩的状况，建立普遍的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制度。增加税务征收力量，提高税务管理和监督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偷税、漏税、避税行为高发领域的监管力度。
农村问题
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减少贫困
要力争从根本上扭转城乡差距过大并不断扩大的局面，继续加强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逐步改变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和消费差距相差20年余年的状况，连接城市生产和农村消费的链条，完善和改革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制度，整合现有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五保”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试行的农村老人执行生育政策补贴制度，建立起农村“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基础框架；配合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实行新的减贫计划，争取把农村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约1亿多贫困人口在未来15年中有较大幅度的减少。
城市化
抓住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社会抚养系数较低、
人口年龄结构“中间大（劳动年龄人口），两头小（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人口机遇期”(DemographicWindowofOpportunity)，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充分利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的比较优势，适应
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就业结构的转型，力争在未来15年把农业富余劳动力再转移出1亿人左右，把
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从30%左右提高50%左右，把
城市化率从40%左右提高到60%左右。
人力资源化
把“以人为本、投资于人”作为提高人口素质和建立“人力资源大国”的国家战略选择；大力发展基础教育，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教育，把高等学历的人口比例从约8%提高到2010年的12%；提高医疗保健和健康水平，把人口的服务医生比例从1.6%提高到2010年的2.0%；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节约型社会
要逐步扭转中国人均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生产和生活都要节约使用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大力减少空气、水源、土壤等方面的环境污染，争取达到资源、能源消耗速率和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各种新的发展机遇和影响因素表明，中国很有可能打破10%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难以超过20年的以往规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周期。在未来的15年，只要我们能够保证社会秩序和
政治体制的稳定与不断完善，不出大的波折，中国就会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新成就，为国际发展经验作为特殊的贡献。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
民主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中外历史上都产生过不少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进入21世纪后，
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