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宗教的论战成了这部小说的主题。这一论战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几百年前不计其数的科学家遭到教廷迫害，时至今日，是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是宣传上帝创世说仍是西方大学里争论不休的问题。人类从何而来，世界的起源到底在哪里，这一直是科学与宗教试图解决的问题。小说中的科学家列奥纳多通过模拟宇宙大爆炸来证明物质从“无”中产生，从而论证了上帝的创世说。他认为，神、佛、耶和华都是指的同一种事物，科学和宗教说明的都是一个道理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纯粹的能量创造出来的。当记者问丹.布朗如何看待科学与宗教的论战时，他说：“在许多方面，我将科学和宗教视为同一事物，二者都是人对神性的追问，不同之处在于，宗教诉诸问题本身，而科学侧重对答案的追寻。”丹.布朗认为，科学和宗教只是讲述同一个故事的两种语言而已。小说表达了对信仰丧失和科学万能论的担忧。人类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而心灵、道德的发展相对来说却有些滞后，当二者的失衡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可能出现的后果就难免令人忧心忡忡。作者以“天使与魔鬼”作为小说的标题，寓意深刻而又丰富。“路西弗”（撒旦在堕落前的称呼）被光照派视作光的使者，光照派的秘密集会地也是由“天使”的指引才能找到。被宗教迫害的人们将天主教视为魔鬼，而狂热的宗教徒则认为科学是毁灭人类的力量，是反宗教的魔鬼。谁是天使谁是魔鬼，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去问个究竟，因为我们知道，天使与魔鬼有时只有一步之遥。科学与宗教，人性与神性，孰是孰非，至今没有定论，而丹·布朗在小说中恰到好处地找到了处理二者的平衡点，留给了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
在历史上，宗教曾经孕育出科学，也与科学产生过激烈的冲突。但在现实中，宗教已经被边缘化，科学占据了主导。丹·布朋把这一主题融入到他的小说当中，表明了他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看法：科学与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不可或缺，既相互冲突又相互统一。小说中无不反映了作者对当今社会科学万能论的担忧。
小说中提到教皇通过科学技术能和自己深爱着的修女在保持肉体纯洁的情况下拥有自己的爱情结晶，这一情节的描写就是为了避免矫枉过正、过分夸大宗教的作用而忽视科学的地位。列奥纳多通过科学的手段创造出反物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证实上帝的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丹·布朗的一大创造，同时也表达了他消解科学与宗教二元对立的主题。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但道德水平的提高却大大滞后。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可以造福人类，同样也可以奴役入类。《天使与魔鬼》反映了作者对当今犹如脱缰野马般的科学发展表现出了担忧。小说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天使”与“魔鬼”所指何物，但从描述的内容来看，其对立的二元性恰恰隐含了作者对科学发展双重性的理解。小说表现出作者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忧思，对现代社会的人文关怀。
丹·布朗选择以厚重的历史为背景，以神秘的宗教和先进的科学为对象，在讲述故事的同时给读者以大量的信息材料，并让我们在阅读中获得美感体验，更重要的是小说中提及的问题充满争议，而这些争议又让人不得不审视和思索。在本书前言中，作者提及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先进的科学技术，这种极易爆炸的反物质是能为人类造福，还是会被用于制造有史以来毁灭性最强的武器？这一问题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刻恰恰触到了人们最敏感的神经，也正是人们激烈争辩或者默默沉思的问题。而阿米斯在《小说美学》中指出，“正是人们对宗教助兴趣和他们对宗教的困惑才构成了这些小说的魅力”。《天使与魔鬼》正是以科学和宗教的论战来拴释小说的主题，在科学与宗教的碰撞和交融中，布朗调起了读者的兴致，同时让我们困惑不已地重新审视人性和神性，思考人类的现在和将来。丹·布朗把主题摆到了读者面前，“不是简单地灌输到我们的智力范围内，而是诉诸于我们的情感、意识和想象”。他通过小说里人物对科学和宗教的看法向读者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对此却守口如瓶不加评论。同时，作者敢于把罗马教廷种种不为人知的事实搬上书本且不带有任何讨好的口吻，这也会引发争论。 同《达·芬奇密码》和《数字城堡》一样，丹.布朗的《天使与魔鬼》也在最大程度上打破了严肃小说和通俗小说的界限，大量地借用通俗小说的创作手法，具有诸多后现代小说所具有的特征，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真正达到了曲虽高而和者众、雅俗共赏的美学效果。在叙述模式上，丹.布朗并不摒弃传统的叙述模式，如侦探、科幻、哥特小说的叙述方式，但又不拘泥于任何一种，还将通俗小说特有的侦探、恐怖、悬疑、神秘、言情等畅销因素恰到好处地运用到作品之中。丹.布朗的作品集各种体裁的优点于一身，打破了传统体裁的束缚，从而获得了最大的叙述自由。作者的表现手法既发展了后现代、后工业时期的小说创作，又摆脱了许多后现代小说的某些痼疾，小说在这里似乎又找到了新的前进路径和发展空间。
丹.布朗在一开始就声称，小说所涉及的罗马的艺术品、陵墓、地道、建筑都是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之上，“光照派”也是确有其事，绝非空穴来风。他在小说中还大量地引用历史资料和历史人物，将真实的人和事纳入虚幻的空间中，制造出一种亦真亦幻、虚实难辨的气氛，体现出带有强烈浪漫主义倾向的晚期后现代小说风格。在体验紧张、刺激、神秘以及甜蜜的阅读快感时，读者随兰登做了一次逼真且独特的瑞士、梵蒂冈和罗马之旅。在“欧核中心”，读者可以听到对最新的科学发现的描述。丹.布朗将高深莫测的物理知识像家常话一样娓娓道来，让科学的门外汉对其魅力也能窥见一二。梵蒂冈之行更是惊心动魄。随着兰登的脚步，读者可以在地图上找到书中主人公们“游览”过的广场、街道和教堂，而且，对鲜为人知的教皇的生活、教会的仪式也能有所涉猎。丹.布朗就像一位出色而奇特的导游，不是带领读者去日常的观光点，而是胆大妄为地带领读者擅闯禁地，屡屡遇险又处处逢生。在旅程中，丹.布朗还旁征博引，将符号学、历史学、天文学、宗教、建筑学的知识呈给读者，让不同口味的读者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和关照对象。 丹·布朗曾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专门学习过艺术史，而在投入到小说创作之前，又曾先后在埃默斯特大学及菲利普·爱斯特学院担任过英语教师，这使他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具备了良好的语言驾驭能力，从《天使与魔鬼》中绝妙语言符号的运用可以看出这一切为他的小说创作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在《天使与魔鬼》中，作者独特的语言符号的运用使小说悬念迭起、精彩至极。布朗在接受采访时曾坦言比较喜欢斯坦贝克“简洁明了，悬念丛生，尖锐辛辣”的写作风格，并且他在写作中也极少使用生僻的词汇，语言生动活泼而又通俗易懂，有着一种散文诗般的优美。约翰·巴思认为现代主义小说应该成为“雅俗共党”的艺术而不应只是精英们才能欣赏的“曲高和寡”的艺术，因为小说历史“植根于中产阶级的通俗文化中。”布朗对此心领神会，其小说乍读起来感觉语言平淡无奇，但细细品味则精妙绝伦、雄伟壮观。
作者在书中提及了光照派的六个烙铁，这些烙铁上面都有很奇怪的“双元式图标”——正看倒看完全一样，其中包括哲学中恩培多克勒提出的四根“火、气、水、土”这古老的四大基本元素。这同时会使人联想到中国的阴阳五行说，为本书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很容易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实际上，不少元小说作家有意要使读者明确地意识到这种玩弄，在小说的玩弄中使读者也参加这种游戏。丹·布朗并非后现代元小说作家，但他确实善于吸收一切有利因素为其创作服务，这种符号的运用使读者不自觉地参与到了其中并律律乐道，正如布朗在被采访中所言，“我们初次看到双元式图标时会感到难以置信，并且几乎所有看到这本小说上双元式图标的人都无一例外地驻足片刻反复翻看，迷惑不解”。 大量运用电影拍摄的方式是作者创作的另一重要手段。作者放弃经典的叙事手法，用自己的实践实现了最佳的戏剧效果。小说第一章，作者对杀手用刀子挖科学家莱昂那多维特拉眼珠的含糊描写令人毛骨悚然，而这种给人造成强烈感官冲击的描写均成功地达到了作者想吸引读者尽快入戏的预期目的。在一般情况下，多条主线与副线的运用容易使读音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到混乱，然而丹·布朗精心安排，娴熟地运用了灵活转换情节线的方式，即将某条副线上发生的事情隔开，并散布于相隔较远的几个段落中，辅以悬念片中惯用的手法，如抛弃全知视角、改变叙事角度、故意忽略或者歪曲某—重要线索，从而达到延缓化解某—悬念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悬置效应。
借用电影技术中闪回技巧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维进分悬念和总悬念的设置，并最终协助主人公揭开谜底的真相。悬念有助于贯穿故事线索，引导读音以陷于故事的峰回路转之中，并让读者始终保持强烈的好奇心。在小说中，当教皇内侍作为黑煞星幕后的主脑的身份被曝光后，他的脑海中闪现了前任教皇遇害后他如何掩盖教皇被害的真相及他命人绑架并杀害4位候选主教的情境，这些闪回片断填补了故事中关键部分的空白，有助于读音理解并消化这部并未将所有故事情节都列在书中的小说。 小说《天使与魔鬼》对阿拉伯“杀手”的丑化，对阿拉伯世界的扭曲昭示着布朗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然而这部小说在美国却持续畅销．很少有人就其种族歧视问题发难。不难看出，在美国，西方中心主义下的文化优越感已经深入人心，公众在学术和媒体宣传的潜移默化下已经接受了“邪恶的阿拉伯人”这一形象。所以，不论丹·布朗是无意识地接受还是有意识地迎合美国读者，他已经在东方学思维的影响下成为一个种族歧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