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瘟疫多不胜数，《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辑录1840年以前就有826条记录，其中有不少疫情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过重要影响。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曹操军队败于孙刘联军，背后其实有《三国演义》没有写的重要影响因素瘟疫。
《三国志》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唐朝天宝十三年，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南诏坚壁清野，唐军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最终大败，不但留下了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
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的惨痛记忆，并且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令大唐王朝由盛转衰。在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四川钓鱼城坚守达36年之久令世人震惊。当时蒙古军队发生瘟疫，《元史》记载在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亲征时，驻合州之钓鱼山军中大疫。
方议班师，这使南宋军民获得喘息时机，最后一直坚持到1279年。在明亡清兴之际，瘟疫的暴发也曾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史载，1641—1643年北京连年大疫，《崇祯实录》称：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疫情十分惨烈，甚至导致北京守城军队严重缺额，于是在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时一触即溃。
以上仅是一些历史重要关头中的典型事例。实际上在幅员广大的中华大地，不同流行规模的瘟疫可以说无岁不有，严重危害着民众的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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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对防疫有丰富的理论与经验，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瓶颈。
第一个瓶颈是缺乏组织性防疫。这是封建王朝统治的局限性决定的。有的统治者残忍无道，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南征，遇到疫疾，大臣都要求退兵，他竟然说，这是“天命”，我只要征服四海，不用担心没有人民。有的统治者虽然提倡仁政，但所采取的一些防疫手段也只应用于朝廷官员。
在民间，每当瘟疫流行，地方政府与社会人士往往只能做一些临时性的收容、散药等工作，没有持续性。明代学者吕坤曾疾呼，每个州都应该拨出专款，用于培养医生和购置药材以应对疫灾。但在落后和纷乱的封建时代，这些呼吁根本无法实现。
另一个瓶颈是防护技术不足。虽然认识到疫病会传染，但无法根本性阻止。这种局限给古代防疫带来伦理难题，引起宋代学者的讨论。南宋经学家程迥看到有家属离弃染病的亲人，于是说疫病是天时不正引起的，不会人传人，要求人们留下来照顾病者。
朱熹则认为应该公开真相，让人们在了解的前提下去自主选择救护亲人。南宋教育家欧阳守道进一步指出，气接则病，气不接则不病也。但是古代条件下，如何令气不接”一直缺乏手段。吴又可虽然认识到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但也感慨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受科学技术因素的制约，古人无法知道空气中有不同大小的病原颗粒，不能发明相应的隔离防护用具和有效消除病原。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中国历史上的防疫斗争
先秦以前即有瘟疫，一般以巫术治疫，杂以医药。秦汉时期，对于疫情严重地区，《史记》中有“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的记载。这时已经出现了隔离集中治疗的办法。汉平帝曾下诏书：“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名医张仲景即主张防治为主，“上医治未病。”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每逢大战，必有大疫。三国时期，北方大疫，“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有人猜测，著名的建安七子中有五人死于传染病。
唐宋时期，瘟疫不绝于志书，史书中往往出现有如“贞观十年，关内、河东大疫”“江南频年多疾疫”的表述。这时期的治疗，以中医药为主，多进行隔离治疗。
金元之际鼠疫大行，影响历史深远。有人研究后粗略估计，当时全国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多达2570万人。
自新航路开辟后，世界成为一个整体，随着交通的便利、贸易的往来和人员的流动，越来越多的疫病在全球范围传播。
明代疫病更为频繁，约有上千次以上，且死亡数量巨大。嘉靖、万历年间，北京经常发生大疫情，“京师饥且疫。”崇祯年间华北山西发生鼠疫，病者吐痰血即死，惨绝人寰，乃至“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崇祯十六年疫情更是严重，至“死者数百万。”至李自成攻打北京之前，北京城已被鼠疫折磨了一年左右，以至于有人将明代灭亡和鼠疫联系起来。
清代疫情频发，且有外国人传染的新病情。据伍连德研究，鸦片战争暴发道光二十年“（霍乱）藉英兵及印兵传入，波及北京。”1910年清末东北发生大鼠疫，这次鼠疫死亡人数超过六万，相当于东北1400万人的0.4%左右。这一次的鼠疫，从呼吸道感染症状严重的情况判断，极有可能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呼吸传播。伍连德派士兵挨家挨户搜寻感染者，一旦发现马上送到医院，按重症、轻症、疑似进行分级处理，避免交叉管理。政府也从长春调集1160名士兵，对哈尔滨疫区进行严格的封锁和交通管制。最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1918年，中国曾经暴发过一次严重的肺鼠疫，此次鼠疫传染性极强，疫情波及内蒙、山西、河北、山东、安徽、南京。据记载，从口外归来的感染者，出现头痛、发热、咳嗽等症状后，轻者三、五日，重者不过二十四小时，即吐血而死，死亡14600余人。当时的山西地方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以较快的速度控制了疫情。
1932年陕西的霍乱几乎遍布全国，据粗略统计，共有23个省市、306个城市出现疫情。有的县有三分之二的人染病死去。据《陕西省志·人口志》，此次霍乱传染了60个县，患病人数有50万，死亡人数约20万，死亡率在40%左右。
抗战时期的根据地也发生了大的疫情，其中发病最多、流行最广、危害最大的传染病是疟疾。1942年3月11日的《晋察冀日报》写道：“病人之多，病祸之延续与反复，死亡率之大，可以说是百余年来所未有的”。有人估算，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人民发病数为4000余万人，死亡为240余万人。对传染性和流行性较为严重的传染病，如疟疾、痢疾、回归热、伤寒等，根据地组建了各种医疗组和卫生防疫队进行了重点防治。并加紧各种防疫药品和药材等的生产，帮助各级政权训练卫生防疫人员，协助地方卫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