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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淡《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三国演义》是我国产生较早,影响较大的一部著名长篇历史小说。描写了东汉未年和整个三国时代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在艺术创作上也积累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

  《三国演义》是我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作品。开头有“话说……”,结尾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都是口头讲说的痕迹。说书人讲故事一次一段,就成为后来小说的分回;一段有一标题,便是回目。最早讲故事有说有唱,所以章回体小说中常常夹入一些诗词韵语。这一形式,长期以来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三国演义》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它采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文言,明白流畅,对读者掌握古代汉语有所帮助。它的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见侧出,摇曳多姿,波澜曲折,在写作上对读者也有一定启发。它的结构宏伟,把百年左右中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照应,环环紧扣。

  《三国演义》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其中以战争描写和人物描写最为突出。

  《三国演义》充分汲取了《左传》、《史记》等古代史书记述战争的成功经验,而又有所推进发展。这不仅在历史演义中是最杰出的,而且在全部古典小说中也是不多见的。《三国演义》写了那么多战争,读者并不觉得枯燥乏味,原因就在于它写出了每次战争的特点,亦即写出了具体条件下不同的战略战术的运用,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的较量上。在整个宏伟的长篇结构中,《三国演义》所写各次战争彼此关联照应,显得全部描写匀称和谐而又波澜起伏。官渡之战,曹操统一华北;赤壁之战,决定天下三分;彝陵之战,鼎足的局面开始向统一转化;这些关键性的重大战役,都是《三国演义》的描写重点。事物发展,总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总有前因后果,因此,《三国演义》在重点描写的战争之间,又描写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战争作为铺垫或余波,轻重主次配合协调。如果全部作品从头到尾都是金戈铁马的杀伐之声,那么,非但战争描写显得平板单调,读者也势必久而生厌,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所为。正如音乐之有休止,舞台之有沉默,画面之有空白,《三国演义》在战争描写中同时展开其他活动的描写,是符合艺术欣赏的要求和规律的。刘备跃马檀溪之后,惊魂未写,没想到眼前出现另一种境界,看见的是“牧童跨于牛背上,口吹短笛而来”,听到的是幽静村庄上“琴声甚美”(第三十五回)。赤壁鏖兵的战场上,正所谓“舳舻千里,旌旗蔽空”,却加入几段抒情插曲:久别重逢,饮酒作歌(第四十五回);荒山草舍,挑灯夜读(第四十七回);江平浪息,对月吟诗(第四十八回)。类似这样的描写,都不是同战争本身游离的,它们或是战争的前奏,或是战争的辅佐手段,或是战争的某一方面因素,而惊心动魄、紧张激烈的战争,却由此表现得具有旋律节奏,富于诗情画意,取得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三国演义》人物描写的最大特点是“略貌取神”,不单纯追求细节的逼真。它往往借人物自身的言语行动或通过周围环境来把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渲染。曹操奸诈,一举一动好象都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处不带上天真而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是那样得心应手,从容不迫。借助烘托气氛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是《三国演义》运用得相当成功的一个表现手法,如第四十二回“张翼德大闹长坂桥”,仅仅通过“声如巨雷”的三次大喝,便使张飞威武勇猛的性格活龙活现。一喝,曹兵“尽皆股栗”,曹操“急令去其伞盖”;二喝,曹操“颇有退心”,“后军阵脚移动”;三喝,“喊声未绝”,曹操部将夏侯杰吓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曹兵“一时弃枪落盔者,不计其数”,曹操本人“骤马望西奔走,冠簪尽落,披发奔逃”。其实,张飞不过孤身一人“怒目横矛,立马桥上”而已。第五回写关羽斩华雄,完全没有正面展开战斗场面,也不直接描写关羽武艺如何高强,华雄如何被斩,只是从不同方面造成气势,用周围人物的反应来作衬托。华雄挑战,俞涉、潘凤先后出迎都被杀了,说明华雄是一名非同小可的武将。曹操敬酒,一是预祝关羽取胜,二是为关羽壮胆。然而关羽置酒不饮,说“某去便来”,见出关羽有手到擒拿的必胜信心。以下完全从各路诸侯所闻所见及其反应上来恣意渲染。先是写诸侯听到关外喊杀之声震动天地,可以想象战斗之激烈,战胜华雄决非轻而易举的事。这里,用诸侯的“失惊”,反衬关羽的镇定。然后写诸侯提心吊胆,正想派人打听,却见关羽已经纵马回营,斩了华雄首级。作品最后回到那一杯酒上,酒还是温热的,进一步点出斩华雄时间之短促,同时关羽喝酒时那种豪迈的神态,也可想而知了。这样着墨不多,而关羽勇猛善战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的描写都没有多少细节的精雕细刻,大都依靠粗线条的勾勒,环境气氛的渲染,使人物神态活现,形象栩栩如生。

  此外,《三国演义》在把人物放在尖锐激烈的斗争中来描写,采用对比方式刻画人物思想性格等方面,都有成功的艺术经验。但是,应该指出,《三国演义》的人物描写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书中通过尊刘(备)抑曹(操)等描写,表现出封建的正统观念,这主要是由于作者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造成的。作者所描写的那些人物生来就非常了不起,看不出人物的思想性格同当时社会环境及人物切身遭遇的内的联系,一出场就定型化,而且在人物活动中还包含着不少迷信成分。并对黄巾农民起义有所诋毁。《三国演义》的思想糟粕,给它的艺术带来了一定的损害。

参考资料:http://post.baidu.com/f?kz=15614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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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02-06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问世六百余年来,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世界名著之林中,它也当之无愧地占有重要的一席。近十五年来,我以满腔热忱投入《三国演义》研究,为其逐步深入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在我的《三国演义》评点本即将与读者见面之际,我想就几个主要问题,略加论述。
(一)《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与作者

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由于“元末明初”这一提法比较笼统,一些学者不满足于此,近十余年来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
2.“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
3.“成书于明初”说;
4.“成书于明中叶”说。
上述四种观点,“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成书于明中叶”说径直把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本”)视为《演义》的原本,认为弘治甲寅(1494)为之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即其作者,从而否定了罗贯中的著作权,其论述虽有精辟之处,结论则未必令人信服;对于后面两种观点,学术界也尚在讨论之中。
我认为,要确定《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多年来,人们公认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确为《三国演义》的作者,这是“成书于元末明初”说的基础。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即元代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但因资料不足,见解歧异,尚难遽尔断定《演义》成书的确切年代。
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长期以来,人们普遍以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基本上保存了罗贯中原作的面貌,甚至直接把它当作罗氏原本,根据它来考察《演义》的成书年代,上述后面三种观点均是如此。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本乃是一个经过较多加工的整理本,而明代诸本《三国志传》才更接近罗贯中原本的面貌(详见第二部分)。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便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
第三,对作品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八十年代前期,有的学者通过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书中的小字注均出自作者本人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大削弱;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在这方面尚需作进一步的努力。
综合以上各种因素,我想,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需要说明的是:《三国演义》并非罗贯中原作的书名(参见陈翔华兄《罗贯中原著书名非“三国演义”》一文,载《文史知识》1995年第5期),而是自清初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流行的称谓。由于《三国》问世后屡经后人修改,版本繁多,书名歧异,而《三国演义》这一名称已为广大读者所熟知,故本书仍加沿用。
对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我们至今所知不多。比较肯定的是:罗贯中名本,别号湖海散人,主要生活于元代中后期,卒于明初。关于他的籍贯,明代以来有东原(今山东东平)、太原(今山西太原)、钱塘(今浙江杭州)、庐陵(今江西吉安)诸说,近年来集中为“东原”说与“太原”说之争,我个人是倾向于“东原”说的(详见拙作《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罗贯中曾被称为“有志图王者”,但毕生不得其遇。作为一个接近社会下层的文人,浪迹湖海的坎坷经历,尤其是元末的大动荡,使他对社会黑暗、民生疾苦有着深刻的感受,对国家统一、政治清平有着强烈的向往。凭着广泛的阅历和惊人的才力,他留下了丰富的著作。今知者有杂剧三种:《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忠正孝子连环谏》;小说四种:《三国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此外,《水浒传》也有他的一部分著作权;同时,其“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仅仅《三国演义》这一部代表作,就足以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而享誉千秋。

(二)《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

《三国演义》问世以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经过一段时间的“争相誊录”,出现了多种刻本,仅现存的明代刊本就有二十几种。其中最早的是嘉靖壬午(1522)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回。与嘉靖本书名相近的还有万历十九年(1591)金陵周曰校刊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周曰校本”)、夏振宇刊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简称“夏振宇本”)等。此外,万历至天启年间,出现了多种题为《三国志传》的版本(简称“志传本”),均为二十卷;还有题署《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的版本(简称“李卓吾评本”,实为叶昼评本),一百二十回。到了清代初期,毛纶、毛宗岗父子在“李卓吾评本”的基础上,整顿回目,修正文辞,削除论赞,增删琐事,改换诗文,进行全面修改,并加系统评语,成为新的一百二十回本(本名《四大奇书第一种》,通称“毛本《三国演义》”,简称“毛宗岗评改本”或“毛本”)。从此,毛本便战胜一切旧本,成为三百余年来最为流行的版本,今存的清代刻本尚有七十余种。
《三国》版本数量之多,各种版本之间关系之复杂,都堪称古代小说之最。过去一个长时期中,人们对此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误以为《三国》的版本问题比较简单,对各种版本关系的认识也有一些错误。自1976年以来,国内外的《三国》研究专家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特别是近十年来,这一方面的研究更是取得了较大进展。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对《三国》的版本源流提出这样一些基本见解:
1.《三国演义》的各种明代刊本,并非如过去所说的“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只要将诸本《三国志传》与嘉靖本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到这样几点明显的区别:
第一,志传本回目参差不齐,而嘉靖本回目则全为整齐的七字句式。如果志传本以嘉靖本为底本,这种现象就没有理由存在。
第二,志传本均为二十卷,每卷十二回;而嘉靖本则为二十四卷,每卷十回。如果志传本以嘉靖本为底本,刻印者就没有必要改变卷数和卷、回的隶属关系;即使个别刻印者有意如此,也不会出现所有的刻印者都一致改变的现象。
第三,志传本不同程度地写有关索或花关索的故事,而嘉靖本则完全没有提到关索或花关索。如果志传本以嘉靖本为底本,关索或花关索故事便成了无本之木;而要把有关关索或花关索的情节一点一点地插入书中,同时保持情节的连贯性与合理性,实在是难上加难。
第四,志传本与嘉靖本文字出入甚大。一方面,志传本叙事粗芜简略,嘉靖本则作了较多润饰加工。另一方面,嘉靖本若干文字错讹之处,志传本却不误;嘉靖本某些叙事脱漏之处,志传本却完全合榫。如果志传本以嘉靖本为底本,这种现象也难以解释。
由此可见,诸本《三国志传》虽然刊刻时间晚于嘉靖本,但却另有所本。
2.从与罗贯中原作的关系来看,《三国志传》的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罗贯中的原作(当然,不同的志传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动);而嘉靖本则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用这一观点来看上面谈到的志传本与嘉靖本的几点区别,就好理解了。比如回目字数,志传本回目参差不齐,应是保留了原本的面貌;嘉靖本则修改成了整齐的七字句。又如关索故事,很可能罗贯中原本就有,志传本沿袭而来;嘉靖本的修订者则因关索系传说人物而将其删掉。同样,志传本不误而嘉靖本错讹之处,也应视为志传本和嘉靖本分别来自罗贯中原本,后者在传刻中发生了错漏。
3.从版本形态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的版本主要有三个系统:(1)《三国志传》系统;(2)《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3)毛宗岗父子评改本《三国志演义》系统(毛本虽然源于明本,但因面貌已与明本大有区别,故自成一个系统)。此外,“李卓吾评本”虽然属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但因其承先启后,独具特色,乃是后来一些重要版本的底本,也可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的子系统。
4.从版本演变的角度来看,《三国志传》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两大系统是分别传承嬗变的(二者之间也互有借鉴吸收)。《三国志传》系统虽然祖本较早,刻本甚多,但因比较粗芜简略而逐渐被淘汰。《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则因文字较好而更受文人关注,经其评改而不断演进,代表了《三国》版本演变的主流,其演进的主要轨迹是:罗贯中原本——周曰校本或夏振宇本——“李卓吾评本”——毛本。
上述认识,比之过去确已有了很大进步,但还有待深入。因此,我们应当不辞烦劳,对《三国》版本进行更加全面而细致的研究。

(三)《三国演义》的思想艺术成就

《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内涵。罗贯中以三国历史为题材,融汇自己的切身经历,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他通过作品透视了封建社会治乱兴衰的复杂现象,反映了广大人民渴望统一,反对分裂,拥护仁政,反对暴政的根本要求;他描写了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总结了各个集团成败的经验,强调了争取人心、延揽人才、重视谋略这三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他把诸葛亮塑造为智慧的化身,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促使人们在斗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智慧;他表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物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给人以强烈的精神震撼……总之,《三国演义》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
当然,作为封建时代的精神产品,《三国演义》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消极的思想因素,如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和英雄史观、落后的妇女观等。不过,从总体上看,它主要还是反映了传统文化的积极方面,鼓励人们为国家、为民族而努力奋进。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如此丰厚,那么,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极其伟大的聚合力,维护国家的的统一与安定,是我们民族一贯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民族曾经屡次被“分”开,饱受分裂战乱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总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牺牲,清除了分裂的祸患,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促成重新统一的实现。罗贯中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通过对汉末三国时期历史的艺术再现,鲜明地表达了广大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现。
实现统一的大业需要一大批才智忠勇之士,而三国时代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罗贯中怀着极大的热忱,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这里,他打起了“忠义”的旗号,把它作为臧否人物、评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标准。当然,对“忠义”这一概念要作具体分析。作为封建时代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文人,罗贯中的“忠义”观不可能越出封建思想的藩篱,但也确实融合了人民群众的观念和感情。他的所谓“忠”,常常指一心不贰地为封建王朝奔走效劳,甚至只是为某一集团的领袖卖命捐躯;但也常常指对国家、民族的忠贞不二,对理想、事业的矢志如一,鞠躬尽瘁。他的所谓“义”,用在政治原则上,有时是封建纲常的代名词,有时又是坚持真理、鞭挞邪恶的同义语;用在人际关系上,往往以个人恩怨为转移,但也常常指对平等互助、患难相依的真诚追求……这种犬牙交错的状况,使得《三国演义》的“忠义”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但就主导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值得后人批判地吸收。
就这样,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坐标轴。罗贯中依靠这两大坐标轴,把历史评价与道德评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作品达到难能可贵的高度和深度。
在艺术上,《三国演义》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不仅为后代大量出现的历史演义小说树立了楷模,而且为整个古代小说创作提供了一整套成功的经验。这里仅略述其要:
1.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
综观全书,罗贯中紧紧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大致反映了从东汉灵帝即位(168年)到西晋统一全国(280年)这一历史时期的面貌,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是《三国演义》的总体艺术风格,是其最重要的艺术特征。
2.擅长描写战争。
《三国演义》描写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战役,展现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场面。作者以极为高超的大手笔,把这些战役写得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表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演义》描写战争成就之高,堪称千古独步。作为一部古代的“全景军事文学”,其突出特点是:
(1)善于集中笔墨,着重描写战争双方决战前的力量对比、形势分析和战略战术的运用,从而揭示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作者崇尚“斗智优于斗力”的思想,书中随处可见智慧的碰撞、谋略的较量,而战场厮杀则往往只用粗笔勾勒。
(2)情节波澜起伏,扣人心弦,描写富于变化,有张有弛,使各次战役,特别是“三大战役”呈现出强大的张力,紧紧地抓住读者。
(3)善于运用多种笔墨,多角度、多层次地表现战争的复杂性,给人以多样化的艺术美感。
(4)善于渲染战场气氛,给人以身临其境的逼真感受。
3.塑造了一批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
《三国演义》总共写了一千二百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大约一千人,堪称古代小说中写人物最多的巨著。其中,形象生动、性格鲜明、家喻户晓的人物就有几十个,而曹操、诸葛亮、关羽等形象更是文学史上公认的典型。《演义》塑造人物的主要方法有:
(1)把人物放到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各具特色的言行,表现其不同的性格。如“空城计”这一情节,就将诸葛亮与司马懿置于面对面的尖锐冲突中,凸现了二者的不同性格,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采用典型的情节和生动的细节来突出人物性格。如刘禅投降后“乐不思蜀”的细节描写,就把这个亡国之君的毫无血性写得入木三分。
(3)运用夸张、对比、衬托和侧面描写等手法塑造人物。如“温酒斩华雄”、“三顾茅庐”、“张飞威镇长坂桥”等情节都是成功的范例。
4.结构既宏伟壮阔,又严密精巧。全书所叙时间漫长,人物众多,事件复杂,头绪纷繁;作者却以刘蜀集团的兴衰为中心,精心安排,从容道来,使全书纲举目张,既曲折变化,又前后贯串,脉络分明,布局严谨,从而构成了一个相当完美的艺术整体。
5.语言简洁明快,生动流畅。全书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成,“文不甚深,言不甚俗”,雅俗共赏,历来为人称道。
当然,《三国演义》在艺术上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是,瑕不掩瑜,它仍然不愧为中国小说史上一座巍然屹立的丰碑,不愧为世界文学中的奇珍异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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