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6-05-26
物质决定意识，政治制度的进化一般都基于生产力发展。
中国古代选拔官员，最早是以举荐制为主，如秦汉时期。即当地官员通过观察治下百姓，选拔其中知书达理、品行端正或孔武有力、胆识过人者向上级机关进行推荐。个人揣度，这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有关。正因生产力水平低，又常遇天灾人祸，大多数底层劳动者整日为糊口奔波，是无暇舞文弄墨、舞枪弄棒的，稍有文武之才或组织能力者大都出自地主阶层，一般闻名乡里，地方官稍加留意不难发现。客观地说，当时地主阶层的整体素质和能力高于平民，在其中选拔治国人才顺理成章；而且由于当时能够达到或超过小康之家生活水平的毕竟是极少数，将考察和选拔的重点放在这部分人身上，成本较低、效率较高，比之大面积撒网，漫无目的地全境排查、发掘人才省时、省力。故举荐这种形式完全能够满足当时行政机关对人才的需求。但这种方式也有明显的缺陷，即导致社会流动性差，统治集团成员的来源相对固定，社会底层的平民几乎不可能有翻身的机会，遂成为引发社会变革、改朝换代的因素之一。
待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相对稳定，普通人糊口已不那么困难，全社会也形成了注重教育的共识时，全民素质普遍提高（当然是相对的），普通人家宁肯节衣缩食通过一代甚至几代的努力，也要供出一个“读书人”，指望他能摆脱平民身份，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使家庭或家族的地位彻底发生改变。同时，统治阶层也发现，一来随着生产力进步和重学之风兴起，治下民众素质普遍提高，说白了，就是“文化人”越来越多。单靠地方官举荐人才的话，可供地方官选择的人越来越多，凭品行、口碑等不易量化的指标已经越来越难衡量人才的优劣。二来，他们也吸取了历朝历代激起民变的教训，渐渐懂得了应该在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开放一条通道，加速人才流动和社会阶层的更替，这是一个正常社会重要的减压阀，可以有效缓解阶级矛盾的激化。因此，催生了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通过面向全社会各阶层的统一考试，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同时也为社会底层人士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并促成了社会结构渐趋合理。但举荐制也没有被废除，它同时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存在，可以破格为国家选拔某方面能力特别突出的特殊人才。
综上，生产力可说是制度变化的基本推动力。
第2个回答 2016-05-17
古代选官制度的变化：
1．先秦：从夏朝到春秋，选官主要按爵位；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等地主阶级改革才重视按军功授爵。（标准从爵位到军功）
2．两汉：西汉武帝时开始实行察举制，分察举（自下向上推荐）和皇帝征召（自上向下招聘）等，先重“孝廉”，德才皆备，到东汉时注重门第族望，世家大族形成。（标准从才能到门第）
3．南北朝：九品中正制，按照“中正”所评品级决定官员奖惩，反映了世家大族（士族地主）的垄断地位。（标准为门第）
4．隋唐：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产生了科举制。隋文帝时分科考试，隋炀帝时设进士科，唐太宗时以进士明经为主，武则天时设武举和殿试，唐玄宗时任用高官主持考试。科举制意义：打击门阀势力；扩大官吏来源；提高文化素质；加强中央集权。（积极作用为主）
5．宋元：北宋科举制进一步发展，分乡试、省试、殿试三级，实行糊名法，录取名额大增；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不考诗赋，考经义和时务策，设明法科，考试成绩好的可直接授官。（特点：更严密；人数增；更实用）
6．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严格限制，为君主专制培养了忠顺奴才，但严重制约了中国科技、思想的发展。（消极作用为主）
造成选官制度变化的基本推动力：
我国选官制度是从先秦时期的分封制和宗法制，由此继承王位和官位，秦时有皇帝直接任命,汉朝实行察举制，注重的是孝和廉，魏晋南北朝时采用九品中正制，注重的是门第，宋元之后采取科举制，主要还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君主的统治地位。
首先，大一统既是传统治理的前提也是目的，地方主官由中央选任，是实现大一统国家的客观要求。
从秦到清两千多年的吏治发展中，地方官员的选任制度不断演变，但有一点始终未变，那就是地方主官一律由中央任免。秦始皇结束封建割据的局面，海内一统，地方设置为郡、县两级，郡、县主印官郡守和县令都由中央任免，成为定制，以后历代尽管行政区划不断调整，地方官权力也时有伸缩，但地方主官一直由中央任命。之所以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必须有一个稳固的中央，有一套由中央统一安排的人事组织体系。中国的特点是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区域间的差别较大，给大一统的实现带来挑战；但如果不实现大一统，四方割据，各自为政，就会使整个国家陷入杀伐争夺、混乱黑暗的灾难之中。要想保证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稳定，关键问题，是要有一个稳固的中央政权体系，在用人上，要由中央统筹安排，特别是作为执政根基的地方政权，其人事任免要由中央掌握。
其二，大一统的维护，要由中央的权威宏观调控，避免陷入地方性。从汉代起就有地方官员任职回避的限制，就是说本郡县的人不能在本地为官，一方面是防止本族本亲的地方势力坐大，利用国家政权合法施暴；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各地方之间相互隔绝，不能很好的融合，陷入狭隘的地方性。为了增强不同区域间的融合、交流和发展，保证大一统的局面得以维持，就要推行全国范围内选才，异地为官的制度，而这一制度只有在中央的宏观调控下才能得以实现。
其三，大一统政权的存在，要求国家权力能有效制约地方势力。地方官是国家权力的代表，是政令下达和民情上达的关键环节，必须脱离地方豪强势力，并对其进行制约。中国古代的基层组织往往是在血缘和地缘结合的情况下建立的，人们依靠土地为生，很少迁徙，乡里组织从结构上讲一般比较稳定，地方豪强容易坐大。如汉代就有“宁负二千石（郡守），无负豪大家”之说。乡间豪族势力如不加控制，往往猖狂：兼并土地、荫庇人口、收养私从，当社会发生动荡时就会由患而生乱，与国家利益发生直接的冲突。所以，古代治理中十分强调慎选临民官，一方面是考虑到要对民众进行善治，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大对地方豪族势力的控制。
其次，中央权威的树立是社会稳定的保证，中央掌握人事权，收回地方自辟僚属的权力，统一官制。
秦汉地方长官可以自辟僚属，实际上是将地方的部分用人权交给了地方主官。地方主官可以在所管辖的区域内选官，虽然还要经过考试，达到一定的标准，但由于是“自辟”，权力大，很容易使地方主官用自己的亲信组成官府体系，当地方割据时，就成为脱离于中央的职能机构。汉代的削藩、魏晋南北朝的战乱，都是因为地方权力太大，关键是地方有用人权，所用都是自己的人，中央是天高皇帝远的虚制，地方则是现用现管的实利，中央权威受到威胁。
从文官管理制度的角度讲，秦汉地方可以自辟僚属，选用之官虽然属于中央官制系列，但与地方官有更强的依附关系，出现管理的“双轨制”，政行两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隋朝时，中央收回地方自辟僚属的权力，统一了官制。可以说在地方官的选任上，古代社会至隋朝才开始走上中央集权的道路。隋朝推行了两项制度，使中央集权得到彻底加强。一是，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中央用制度化的标准选拔人才，地方大族不能再操纵选举；二是，取消州郡地方官自辟僚属权，由中央在选官后统一任命，升迁黜免依凭于中央统一考核。
用科举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选官，继以铨选制度量能授官，再以考核制度评定政绩以供进退黜免，完善了统一的文官管理，既保障了中央的权威，又稳定了地方的秩序。
再次，制度化的选官标准，为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提供了高素质的地方官队伍。从历史上看，地方官员的选拔，如果没有具体的、可执行的标准，就会被人为的好恶亲疏所左右，所以，传统治理的经验是选官标准明确化和制度化。凭借个人情感的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容易出错和不稳定的；而制度化的标准则是理性的、公正的和稳定的。
如果人事选举不能公开进行，就会形成集团利益，进而使人事权不归于公门，而落入私家之手，必然会导致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人事混乱。隋唐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度，则以统一的、客观的、制度化的标准，开放了政权，广泛吸收了人才。统一的测试标准为天下所有读书人提供了一个博取功名、进入仕途的机会，也为国家最大限度的制度化吸收人才搭建起一个平台。此外，全国集中考试，降低了政府在人才选拔上的成本。通过集中考试，以制度化的形式使社会精英在同一时间内以最大的可能聚集在一起，以供拔擢，实现最有效的制度化选才。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上看到士人成群结队地进入考场，兴奋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公开选拔，广用贤能，也是旷古盛世之所以能在唐朝出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