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5-01-04
鲁迅非常清楚中国的老例是官与民之间的奴役和被奴役关系,那所谓的好模范形象是使百姓服从统治的法术而已。但鲁迅并不认为西方世界之进入中国能解除中国原本的奴役关系,相反,这会演化为西方对中国的殖民主义关系,与中国内部的殖民关系。而处于底层的中国“土人”与“苦人”则受制于双重奴役。因此,我们可以把鲁迅的杂文写作看作对这种“被描写”的境地的反抗,一种摆脱屈辱的“他者”位置,使主体获得自主地位的努力。鲁迅杂文中有一个关键词“声音”,这是鲁迅不断地重复使用的概念,鲁迅希望“被描写”的“他者”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这种对“声音”的呼唤,针对的就是上述空间结构中,西方对中国、上等人对下等人的政治与文化控制:
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着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