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瑞云
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并大力向海外扩张，殖民主义的魔爪伸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本来同我们一样处于封建统治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而中华大地仍然在封建的黑夜里沉沉昏睡。贫穷的中国农民还像一千年之前那样，挥着鞭子跟在疲惫不堪的老黄牛之后缓缓地犁翻着古老的土地。妇女们仍然踮着三寸金莲在崎岖的乡村小路上蹒跚。年轻的或者年老的读书人，一个个拖着尾巴似的长辫子，黄卷青灯，苦苦地琢磨着程式化的八股文，希望哪一天有幸能够金榜题名。而在大清帝国的朝廷上，大臣们身着臃肿的前后缀有文禽或猛兽绣饰的补服，戴着笨重像倒漏斗似的顶子，年年，月月，天天，匍匐在禁陛森然而沉闷不堪的殿庭上敬祝皇帝陛下“万寿无疆”。紫禁城像一个封闭得密不通风的古堡，里面的人绝大多数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然而历史是不容停滞的，它会以灾难的方式促使人们被迫前行。西方列强终于用大炮轰开了这个古老帝国的大门，长期自命“天朝上国”的大清王朝立即惊惶失措。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关系着生死存亡的问题无情地摊在人们的面前。那些掌握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将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各种汗牛充栋的宣传媒体上，千篇一律地给人一种印象，一种概念，晚清社会反正是一团黑暗，凡是统治集团中的人们，加他们一个“反动”的谥号就概括无余，对那些曾经声威赫烈如曾国藩李鸿章之流，给予一些诸如“刽子手”、“卖国贼”之类的罪名就够了，没有别的什么话说。即使对某些特殊人氏给予某种肯定，紧接着仍然要揭露他们的“阶级立场”，批判他们“维护反动统治”的行径，仿佛历史是从某个特定的日子突然开始，以往的时代一笔抹煞之外可以毋庸置疑。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时代的思想禁锢得到一定的解放，人们才逐步清醒，认识到历史总是一步一步地前进的，即使是沉封深锁的晚清社会也不乏“寂寞的思想先行者”，不乏为国家民族呕心沥血的人们，不乏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台阶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俊杰。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我们的出版物中，才慢慢地出现了一些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科学著作。我的学长张实绍贤先生这本即将出版的《张之洞与中国钢铁工业》是十分精彩的一本，给研究晚清历史、研究晚清的历史人物提供了一个精深的范例。
张之洞生于道光十七（1837）年，同治二年（1863）二十六岁中进士，由慈禧太后亲自点为探花。这以后又一个二十六年，他由翰林院编修而外放学政，回京任国子监司业等职，之后升到内阁学士，先后出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二十六年的经历，充分地表现出他历练的才干和远见卓识，办了若干件出色的事务。特别是光绪十年（1884）在两广总督任上取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这是清朝自鸦片战争以来四十多年间遭到外敌侵略时每战必败之后唯一的胜利，也就特别地辉煌。但使张之洞一跃而成为晚清洋务运动的巨擘，并成就他一生最为卓著功业的，是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之后，他在这里开发大冶铁矿，开办汉阳铁厂，使之成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摇篮。绍贤先生这本大著研究的就是张之洞的这段历史。
为了说明张之洞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经营他的钢铁事业的，作者特意在全书的“前编”，用“光绪十五年”作为时间坐标，叙述了此前此后大清帝国的状态。光绪十五年（1889），上距鸦片战争近五十年，中间经历了中法战争，国内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一系列重大变故，大清帝国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然而帝国主义的大炮并没有完全震醒封建中枢的酣梦。一方面朝廷有感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开展了洋务运动，建立了实为军事工业的机器局、船政局之类的设施，引进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和社会人文知识；然而另一方面许多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僚仍然顽固地死守着封建道统，反复重弹那些陈腐得发霉的论调：“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整纲纪，明刑政”，“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们仍痴信大清为“天朝上国”，以西方列强为夷狄，视科学技术为末技。当西方的火车风驰电掣在欧洲大地奔驰的时候，中国连修筑铁路都遭到这些封建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他们就像笼中畜养的鹌鹑，以为世界就这么大，丝毫不知道凶鸷的鹰鹞正在高空中盘旋。致使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慨叹：“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而这就是张之洞出来开创他的钢铁事业时的环境。
当光绪十五年秋天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奉命修筑芦汉铁路，并准备筹办钢铁厂的时候，出现在他的脑子里的也许只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中国非有铁路不可，而修筑铁路非自炼钢铁不可；二是他听说了大冶地区有铁石矿藏。除此之外，他站在大江岸上，放眼望去，还是一派茫茫！在他的面前，没有略通科技的僚佐，没有技术专家，没有设备，没有机器，每走一步都会碰到没有。修铁路，炼钢铁，怎样勘探，怎样开采，怎样绘图，怎样冶炼，一切都仰仗外人；每一部机器，机器上的每一个零件，都要从万里之外的异国进口。诸如此类的困难，其实还不是重要的，更严重的还在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同僚之间也互不配合。而且当时社会民众还处于蒙昧状态，稍一行动即处处受到阻碍。也许这些还不是主要的，最关键的还在于朝廷仍然是一个封建堡垒，没有像日本明治王朝那样变法图强的战略，发展科技开办一些现代化建设，也没有一个总的方针，大多各自为政，互相牵制。张之洞要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创他的事业，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在某种意义上，近代化钢铁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工业化的一个重大的飞跃。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正可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张之洞开办钢铁事业，是他本人也未必意识到的工业革命的尝试呢？英国的工业革命是经历了长达百年的由手工业作坊发展到采用机器的大工厂生产的过程，科学技术都已相当的发达，政治体制也相应地进步，举国上下有着相同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天空已经完全晴朗，他们的成功自然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而张之洞的事业却是在封建主义的沉沉黑夜里进行的，生产关系严重地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他遭遇的尴尬也就是必然的了。
但张之洞迎难而上，不管多么地艰难险阻，不顾守旧的执政大臣的掣肘，同僚的摩擦，无耻浪人的恶意攻击，甚至地方封建势力土豪地霸的刁难，用绍贤的话说，他“背着独自办钢铁的沉重的十字架”，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奔走在大冶汉阳之间，修筑铁路，寻找煤藏，开发铁矿，建设铁厂。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修筑了“黄河以南第一条铁路”铁山运道，建成了“领先亚洲，震惊世界”的汉阳铁厂，让“中国近代冶金工业的熊熊炉火，照亮了武汉三镇的夜空”，似乎也燃起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微茫的希望！张之洞取得了成功！
然而这是晚清社会，漫漫长夜还远没有走到尽头，汉阳的炉火终究冲不开漫天的夜幕。当铁厂刚刚投产，通红的铁水刚刚兴奋地喷发的时候，历史的脚步艰难地踏进了光绪二十年，也就是中国大地为之震颤的1894年！这一年，大清王朝庆祝老佛爷六十大寿的焰火在紫禁城的上空灿烂地升起，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却正向中国海疆轰轰地喷射；老佛爷理所当然要万寿无疆，创建了三十年的北洋水师就命中注定会全军覆没！两者之间如此巧合，或许也并非偶然，试看老佛爷一场庆典七百万两白银的开销，刚好相当于三十年海军建设的全部资金。大清帝国的大政方略就是如此，大清帝国的水师安能不败！也正在这个时候汉阳铁厂却连连发生事故，水淹大冶王三石的煤矿，汉阳的枪炮厂被大火烧毁了厂房，铁厂的焦炭供应不上，炼铁只好被迫停顿，而嗷嗷待哺的百万资金却无从筹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单是赔偿日本的白银多达两万万两，就是整个汉阳铁厂建设资金的四十倍，现在张之洞还能到哪里去要银子？张之洞遭遇了失败！
绍贤写这一章时，将国家倾颓的惨局和铁厂拮据的困境交错着叙述，形成强烈的对照。在这一章的结尾，绍贤以他惯有的貌似冷静的笔调写道：“将汉阳铁厂放在中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审视”，人们会发现，“它的出铁的喜悦，已经取得的成绩，现实的处境，未来的难题，都被战争的炮火淹没了。对于日军强横和阴险的震惊，对于前线清军雪崩一般溃散的惊愕，对于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悲愤，占据了举国上下的注意力。在这种时机，张之洞喋喋不休地叫喊铁厂经费困难是何等地不合时宜，处境是何等地孤立无助；而在这样胜负成败的关键时刻，一个国家需要钢铁工业对军火生产的支援又是何等地紧迫。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光绪批阅张之洞奏折时愁锁的眉尖，看到他提起石朱笔又放下时的满脸怅惘。”时间过去了一百多年，我们今天读绍贤的这一段文字仍未免无限感慨。
绍贤用典雅清新的笔触，抒写了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他可以说新创了一种文体，融考证、叙述、评说于一炉。对张之洞修建铁山运道，开发大冶铁矿，创办汉阳铁厂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过程，作了翔实的考证，清晰的叙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论。征引的文献多达一百多种，把当年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国外，来往飞驰的电文，相互驿传的书信，数不胜数上奏给朝廷的奏章，查不胜查的写于密室的笔记本，以及后来有关张之洞的传记和论著，从这些纷繁，琐碎，复杂，或虚或实，或真或讹的资料中，清理出一个头绪。作者卷入了一百多年前开展洋务运动那一场没完没了的纷争，给他们判断是非。作者也卷入了一百多年来评价洋务运动的迷局，对各种错讹的说法加以辩正。把一部深邃的有可能使读者卷入五里雾中的考证论述性的著作，写成一部清新可读而且饶有趣味、近乎通俗性的读物，充分显示了作者大匠运斤的手段。
这不是一部完整的晚清洋务运动史，但通过张之洞开办钢铁工业，足可以了解洋务运动的实质、过程和成败；固然不只“一斑”，却可以尽窥“全豹”。作者在总结洋务运动时说：所谓“洋务派”，“这些人只是大体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赞同引进西方物质文明的倾向而已，既无共同的行动纲领，也无统一的组织联系。其中以地方权力为核心形成的不同的政治集团，大大小小的派系，各有各的政治目的，各有各的利益追求，各有各的主张和方案，各自为政，自行其是；或壁垒森严，对外抵制；或明争暗斗，相互掣肘；在极其有限的资源，在各种反作用力、分力、摩擦力等等的撞击、撕扯、挤压、揉搓下，无谓地消耗、浪费；名义上都是奉朝廷的旨意行事，实则朝廷既无力规划整合，也难以调度协调。所谓的洋务运动，便在这种宏观上基本无序的状态下艰难地蹒跚地前行。汉阳铁厂诞生在这种大环境中，陷入困境不是偶然的。”这段文字，对洋务运动的性质、特点和它的命运，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
这也不是一部全部的张之洞的评传，但却是张之洞一生最卓越也最艰难的经历，是张之洞一生功业之所在，更是他一生毁誉之所系。作者没有采取平铺直叙的抒写，也不是一个一个问题地解答，而是随着客观史实的发展，巧妙地交错着叙述。纵观绍贤这本书，可以看出作者花了大量的精力，去发掘、梳理原始档案资料，尽其可能地用原始资料来甄别后期的资料和评论，着意辩正对张之洞的许多讹传和误解，这可以说是这本书的重要特色之一。作者不厌其烦地引证诸多电文、书信和各种繁杂的记录，往往是为了对某个问题进行辨析或澄清。其中如叶景葵讹传张之洞“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份可耳！”以致买错了炼钢炉，所制钢轨含磷太多，造成严重损失。在上世纪评论张之洞的种种著作里，以讹传讹，无不把它作为张之洞的重大过错。绍贤对这宗公案从源到流进行了深入仔细的清查，为张之洞洗刷了背负百年的冤案。张绍贤无疑是张之洞事隔百年后的异代知交；今年恰好是张之洞去世一百周年，冥冥之中是否会有某种缘分呢？
这更不是一部详尽的黄石地方志，但却是黄石最为重要的历史。正是由于张之洞对大冶铁矿的开发，对汉阳铁厂的创办，奠定了黄石作为重工业城市最初的基础，并使大江南岸这片壮丽的湖山成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发祥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铁山矿址正可与商周时期即已开发的铜绿山古矿，悬隔三千年而相辉媲美，两者同样成为黄石大冶的荣耀。绍贤的这部大著无疑是认知黄石历史最为重要的著作。张之洞将永远和黄石的历史连在一起，张文襄公的英灵将永远在这个光辉的城市里盘桓；为此我期待有朝一日，一尊张之洞的雕塑矗立在城市的中心，作为这座矿冶名城的标志。
参考资料：http://www.hsdcw.com/html/2009-11-24/22889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