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风雨飘摇中的老旧中国开始了艰难曲折的痛苦蜕变与涅盘革新，这一现代化进程也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层面这三个阶段。具体而言：
第一阶段即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期间，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有识之士把忧国爱国热情倾注在冷静的政治思考中，他们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者，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从1840年到1861年，中国的文人学者写出了二十多部介绍夷情的著作，介绍西欧国家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诸情况。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洋务派兴起了“制器练兵”、“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一个军事上、技术上的西化运动。洋务运动时期还引进翻译了一批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医学、农学著作，创建了一批冶炼、机械制造、化工、轻工、农产品加工、民用工业的官办、民办工厂，创设一批近代学堂、医院报馆……主动性引进西学无疑有其进步性，但洋务派对西学的引进，主要从实用目的出发，重在西方的技艺。整体而言，他们学习西方有些舍本求末。
第二阶段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学习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制度。这一阶段维新派和革命派热衷西学，师法西方，以期中国富强。清廷当局被迫有限地开放禁区，改变政务，调整工商、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从学习西方的角度而言，这一阶段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关注；二是对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引进。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对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重要贡献。而严复更是近代介绍西学的巨匠，他曾亲身体察英国社会制度，研习孟德斯鸠等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把建立英国式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作为最高理想；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震动一时的政论《原强》等，并译述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等西方社会科学名著，将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引进中国思想界。
第三阶段即民国初期至五四时期:学习西方的启蒙思想及文化精神。
1915年爆发了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展开了新旧之学的激战。到“五四”前后，学会林立，社团峰起，西方的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广泛流入中国。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致力于批判封建旧中国的专制黑暗、建构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性，在启蒙大众思想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这一阶段开始流入中国并得到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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