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国际史学界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型。计量史学的兴盛，尽管在科学性上达到了巅峰，但其内在问题也愈发明显，历史学因此面临新的挑战，这促使学者们寻求更为创新的史学路径。同时，后现代主义对科学和理性的质疑，动摇了传统学术框架，为新思潮的涌现打开了空间。新文化史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崭露头角，成为史学领域的一种新探索。
(一)计量史学的困境与挑战
二战后，计量史学借助计算机技术，通过量化分析和模型研究，如法国年鉴学派的系列史，试图揭示历史的长期模式。然而，它在处理个人行为、文化意义等非量化的领域时显得力不从心。克莱奥学派将现代数学应用于历史研究，如罗伯特·福格尔的反事实计量法，虽取得成果，但也暴露了其对个体独特性和与读者沟通的局限性。新文化史学家如卡尔洛·金兹伯格主张定性研究不可忽视，认为计算机无法替代深入的调查和理解。
(二)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与回应
后现代主义以对知识本质的批判挑战了科学和理性的主导地位。它与新文化史学共同对战后西方社会的问题进行反思，特别是对语言和知识体系的再定义。新文化史学家如罗伯特·达恩顿，反对过度依赖量化分析，提倡关注文化和个体的意义，强调历史叙事的连贯性和文化的整体性。
(三)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实践
新文化史学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集体选择的结果。以埃马纽埃尔·勒·胡瓦·拉杜里的《蒙塔尤》和卡尔洛·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为代表的作品，放弃了传统的计量方法，转向对个体生活、思想和文化环境的深入探讨。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则揭示了知识权力的运作方式，这些作品推动了新文化史学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
总结，新文化史学的出现是对旧有历史研究范式的一次革新，它关注个体、文化和社会的复杂互动，强调历史的多维度和多元性，这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深入的反思，为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近三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新的国际性潮流，由于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将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而被称作“新文化史”，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