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熊国的具体位置，在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然而，通过观察有关黄帝的活动记载、后世的传说，以及为纪念而建造的建筑分布情况，我们或许能够对有熊国的疆域有所了解。
汉代的焦延寿在《焦氏易林》中提到：“黄帝是有熊国的君王，少典的儿子。有熊，就是今天的河南新郑。” 晋代的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也说：“黄帝在有熊国建立了国家。有熊，就是现在的河南新郑县。” 《帝王世纪》同样记载：“黄帝拥有崇高的德行，在有熊国建立了国家。新郑，是古有熊国的废墟，黄帝的都城。”另外，《御览》百五十五中提到，黄帝的都城在有熊，今河南新郑即是。而《水经・洧水》注则说明，新郑县是古有熊国的遗址，黄帝的都城所在地。晋代的司马彪在《续汉书·郡国志》中写道：“河南尹新郑县，古有熊国，是黄帝的都城。” 魏代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提到：“有人说新郑县是古有熊国的废墟，黄帝的都城。”唐代的李泰在《括地志》中指出：“黄帝与蚩尤作战后，最初定都于涿鹿，即位后便迁都有熊。” 杜佑在《通典》中提到：“新郑县……拥有溱洧两条河流，是祝融的废墟，黄帝在有熊的都城，也位于此地，原本是郑国的土地。” 宋代的《路史·国名记》记载：“少典是有熊的开国君主，今新郑的新郑。”
从以上的文献资料来看，有熊地的望大致在今河南新郑周边地区，这里也曾是祝融的废墟。
根据传世的史书，五帝时代的年代框架大致为：黄帝时代约公元前2100年至前4420年，颛顼时代约公元前2900年至前350年，帝喾（包括尧）时代约公元前2550年至前2150年，帝舜时代约公元前2150年至前2000年。古本《竹书纪年》称：“黄帝至禹为世三十。”禹与舜为同时代人，因此也可说黄帝至舜为世三十。将五帝的积年定位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大体上延续了约2000年，从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4000年。有了这一宏观概念，五帝时代在中国历史阶段上的位置就比较清晰了。黄帝时代约1000多年与仰韶文化相对应，具体地说，即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相对应。《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提供了大河村类型的分布情况，郑州市地区发现71处，其中市郊11处、荥阳14处、新郑10处、登封9处、新密8处、巩义17处、中牟2处。与郑州辖区临近的还有禹州4处、长葛4处、尉氏6处，总计85处。需要说明的是，各市县的数字并不很准确，如果认真进一步调查，肯定还有不少新发现。大河村类型已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20处，经过发掘的主要有郑州大河村、后庄王、林山寨、西山古城遗址、荥阳青台、点军台、长葛石固、新郑唐户、禹县谷水河等。在新郑重点发掘了唐户遗址，这处遗址54万平方米，位于新郑城南13公里的唐户村，潩水河和九龙河汇流的夹角台地上。遗址的中部和东部主要是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堆积，早于大河村类型的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遗物也有发现，同时还发现有大汶口文化遗物。这说明这处遗址在大河村类型之前已有居民，在大河村类型时期大汶口文化也流传到这里。就在这唐户遗址的附近，传说中的“黄帝口”是值得深思的。
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公布的资料，郑州地区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聚落群被组合为4个聚落群。荥阳聚落群包括29处聚落遗址，郑州市郊与荥阳市连为一体，其聚落遗址主要分布在枯河、贾鲁河、索河、须水河区域内。郑州市郊与荥阳市16个乡镇分布着27处遗址，中牟县有2处仰韶遗址，距离市郊很近，可以划归同一聚落群。巩义洛河沿岸聚落群共有聚落遗址17处，近年来调查又发现了许多同时期的遗址。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洛河两岸的台地上。登封、禹州颍河上游聚落群共有聚落遗址13处，其中登封境内9处，禹州境内发现4处。新郑、新密双洎河聚落群共21处聚落遗址，其中新郑9处遗址，新密12处遗址，均在双洎河及其支流域内，其中最大的遗址是唐户遗址。新郑和新密的聚落遗址之所以被组合为一个聚落群，可能是因为两地的聚落遗址虽然行政区划不同，但遗址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让我想到，那么多的传说故事都集中在新郑、新密，或许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从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聚落群的分布情况来看，其西至洛阳，东至开封，南可达许昌地区，北部以黄河为界，大致勾勒出有熊国疆域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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