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一）打破社会阶层的固化，缓和社会地位差异带来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为巩固吸纳全社会优秀人才，官吏选拔机制本应足够开放，但以往在官吏选拔制度上存在着血统、门第、财产等方面的限制，科举制的出现就克服了选拔渠道狭窄的弊病，打破了世家贵族对行政权力的垄断，以科考成绩为选拔依据，使得下层家庭出身的人也能通过科举考试这一相对公平的竞争程序踏入官僚队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得以实现。从而增进了社会阶层流动，缓和了长时期贵族垄断行政权力与士人得不到晋升阶层机会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统治稳定。
（二）为专制统治提供优秀人才，一定程度上保证官吏清廉，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科举制度可以说是历代君主笼络人才、驱策英才的有力工具。手段和巩固专制独裁统治的它注重真才实学，为历朝历代贡献出一大批高素质人才，保证了中国官僚体制在稳定中延续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官吏的选拔范围，克服了以往因选择范围狭小、任人唯亲、裙带之风盛行而致人才素质低劣的弊端，提高了官僚人员的素质，保障了人员数量上的需求，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提供了充足后备人才。大量有学识的士人通过科考进入官僚阶层，为统治者服务，满足了专制主义统治下对人才的渴求，而官吏选拔权在中央，于是又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出身贫寒的科举人士，往往对贪腐深恶痛绝，因此大都不肯随波逐流，这对于维护国家法纪、澄清吏治自然具有重要作用。腐败的嘉庆皇帝曾经也承认：“各省膺民牧者，多读书人，于吏治民生实有裨益”。
（三）统一社会价值观——“学而优则仕”，延续传世经典儒家文化，启发当代考试制度。科举制度考察范围主要是经典儒学文化，可以说科举制是保障儒家社会意识形态普及的关键手段。它是以文化知识为标准的选拔方式，能够激励学子们勤奋学习，努力掌握知识学问，由此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崇文尚学的风气，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中国因此成为世界上最看重文化教育的国家之一，从而也保护了对经典儒家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延续和承传。当下“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考试标准已经深入人心，就是得益于科举制度。科举制为历代政权贡献了大批优秀人才外，还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给中华民族带来注重教育的导向，以至于有人深信“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
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明清时期达到了巅峰，统治者对科考内容和形式进行严格限制，重新打造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士阶层，稳固其政权统治。到明清时期，考试形式日益刻板，考试内容愈来愈僵化，只限于“四书五经”，立论依据只限于朱熹的《四书集注》，不允许有丝毫独创；文体一律用“八股文”。这样的考试早已丧失了选拔人才的作用，导致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的脱离，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而且严重地阻碍了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这样的“人才”自然也没有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无力应对千变万化的世界局势，更别说提出什么治国安邦的良策。由此埋下了清末行政作风沿袭怠废、统治能力衰弱的祸根，致使清朝在东西方对抗上危在旦夕。鸦片战争后，西方先进思想逐渐被国民了解，广大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积弊进行了大胆的批判，清政府在1905年废除了行之千年的科举考试制。正因科举制度这些作用使其得以在中国古代社会上长期存在；又因后期积弊使得科举制度逐步走向衰落直至清末退出历史舞台。然而，考试选拔人才这种方式却一直承袭至今。有鉴于此，对科举制度进一步深入探究，取其精华，吸收其珍贵历史经验讲究真正的经世致用，对完善我国当下考试制度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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