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在战国前期还比较弱小，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很落后，致使被东方诸侯视为戎狄。秦国在战国前期，经常被魏国吊打。最惨的一次，要属前389年吴起以未有军功者五万，兼车五百乘，骑兵三千匹，而大北秦军五十万，尽夺秦国河西之地。
秦孝公继位之后，痛定思痛，重用商鞅而实施变法。开阡陌、行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并实施“奖赏耕战”、“利出一孔”的方针，驱使秦人有必要以敌军的头颅交换功名富贵，以刺激秦人对战争的渴望。自此，秦军出关征战全国，便鲜有败绩。致使东方诸侯畏秦如虎，皆谓秦军为虎狼之师。
那么，秦国因商鞅变法而强盛，而商鞅变法的方法又不是秘要。为何其他诸侯，却不仿效秦国的商鞅变法呢？
其一，商鞅变法的中心思想是“利出一孔、奖赏耕战”。而这种变法方法也只适合秦国那种社会结构较为简略、经济较为单一的国家。而魏、齐、韩等诸侯国的手工业及商业等都极为兴盛，其革新的方向就不可能是“利出一孔”。比方“利出一孔”的思想最早见於管仲的《管子 · 储蓄》篇，其间写道：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可是，管仲的革新方法却是经过一系列“通货积财”的手法，以到达富国强兵的意图，乃至将娼妓职业都纳入了官营。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之下，商业兴盛、大众富足，而齐地也是我国先秦两汉时期最为殷实的地区。而殷实的地方，其谋生的途径就比较多，故而对战争就失掉了很大程度的兴致与依靠。
商鞅正是利用秦国的贫穷落后，将“斩敌首与功名富贵”相挂钩，才激发了秦人的战斗热心。而东方各诸侯国，其手工业及商业等都较为兴盛，就不可能自断经脉而实施“利出一孔”的方针。
其二，仿效商鞅变法会动摇东方诸侯的统治基础。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纷繁实施不同程度的变法，以加强中央集权。而加强中央集权是以镇压家族势力为代价的，而家族的势力原是各诸侯国的统治柱石，各诸侯国都是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秦国的商鞅变法对家族势力镇压最为彻底，这当然极大地加强了君权，但也使得失掉家族势力拱卫的“君权”变得愈加软弱。秦朝后来过早消亡，亦与此有很大的关连。
其三，商鞅变法是以对外掠取为根本的。任何革新都是对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划分，其必然会冒犯既得利益者，而既得利益者本身又往往是实权者，这就是革新的最大阻力地点。就像一块蛋糕，你不管怎样分，都会有人不满。仅有能安慰各方的方法，就是将蛋糕做大，以让各方都尽量满足。而商鞅变法的成功，正是与秦国对外战争的胜利是相得益彰、互为促进的。倘若，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连续几场战斗都以惨败收场，那么，商鞅变法也就自然夭亡。
而秦国实施变法之后，连续几场大胜，也与秦国的地理优势及其抓住了战机密切相关。秦为四塞之国，易守难攻。正好趁魏、齐两国争霸，魏国惨败，其西线防卫空无。秦国又以诈骗之术大败魏国，才奠定了秦对魏的军事优势。而东方诸侯都是四战之地，不允许存在某国超强的局势，而很简单遭到他国攻击，五国伐齐就是例子。所以，秦国后来的成功，也并不足以证明秦国的商鞅变法就优於东方六国的变法。
而商鞅变法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对掠取较为依靠。其吞并全国的进程，就好像不断地并购财物，其财物是累积的进程。而一旦全国一统之后，情形就倒置了，秦国本身过於残酷而与六国故地结怨颇深，且秦国较东方六国落后，商鞅那一套方法并不适合东方六国的土壤。致使秦国起先并购过来的良性财物全转化为公司坏账，而秦帝国却不能再经过战争的手法以取得利益，反而要焚烧帝国的脂肪去各地平叛，结果连本来没有起义的秦、巴蜀之地也被六国故地的起义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