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
中日甲午海战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满
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中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险境地。当时许多仁人志士都在努力探求救国图存、富国强兵之路，以
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革新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之路；以
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通过武装革命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的理想和目标。严复作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面对国家危亡、列强凌辱、统治者腐败无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现状深感纠心，他也在积极探寻救亡图存的强兵富国之道。从中国战败的教训中，严复认为“不学无术”和“私心未净”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受外敌凌辱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反思中，严复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对外敌入侵的无能为力和束手无策，以至失败是必然之势，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只有从教育入手，不断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主要由国民素质的高低来决定。所以，严复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独立、人民生活的幸福与民众素质的高低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一教育救国的主张。
一、对封建旧教育及八股取士制度进行批判
严复作为中华民族新一代的儒者，内心充满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心中既肩负着继往圣之绝学的历史使命，又肩负着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在1895年中日海战之后，他心中时刻关注着中国富强和民族独立复兴，积极探索寻求富国强兵之路。他认为“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1 他认为教育是关系到国民素质和国家富强的根本大事，教育是立国之本。因此，他不但批判了封建旧教育，而且对八股文和用八股来取士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救亡决论》一文中，他尖锐地指出用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的三大弊端，就是“锢智慧、坏心术和滋游手”。他认为在科举制度下，学子们的智慧被束缚，心灵被蒙蔽，心中遵循的只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人生理念，对《大学》、
《中庸》、《论语》、
《孟子》等经典著作只是死记硬背，以应对
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为根本目的，官本位思想、升官发财思想在学子们的心中占据主导地位。学子们为了实现金榜题名、升官发财的人生目标，在考场上出现了舞弊之风，并且，一旦考中做官了，有些人就开始“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诀，否塞晦盲，真若一丘之貉，苟列一身而已矣。遑惜民生国计也哉！”2 因此，严复认为通过科举制度培养和选拔出来的官吏，大都是自私自利的贪污之官，他们的行为败坏了社会的纯正之风，败坏了纯朴的民心，于国于家造成了极大的祸害。同时，由于社会民风和民心的不断变坏，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投机取巧、逢迎拍马的人。严复认为这是造成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根源之一。他说“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虽练写实、讲通商，亦无益也。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3 在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严复希望通过改革教育，全面提升国民的素质，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表现了他高度的爱国热情。
二、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思想进行批判
严复在批判封建旧教育的同时，对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4 并用“牛体马用”的例子强调说明学习西方一定要体用并学。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私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又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5 他明确批判了洋务派人为地将中西文化本身的体用人为地分离开来，又将中学之体与西学之用机械的凑合起来的教育主张，这样不但不能实现富国强兵及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而且会造成中西文化“合之两亡”的结果。因此，严复提出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他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在对中西文化教育观的比较中，明确提出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倡导对西方国家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要体用并学。1902年，他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明确主张“体用一致”的观点。
同时，他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缺乏掌握西方先进科技的人才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要救亡图强，就必然要改革旧教育，发展新教育，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我所用，以改变国民愚昧落后的精神面貌，改变清政府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
夜郎心态。只有通过教育改革，才有可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复兴之路。所以，严复强调要充分发挥教育在改造社会和改变人心方面的作用，主张要积极主动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只有积极主动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才能有效地抵抗外国列强的入侵，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三、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国思想
严复的教育救国思想是在深刻反思
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对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对维新派失去了信心；同时，他也不赞成孙中山领导的以武装革命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他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翻译介绍西方名著和教育救国的梦想中去。他吸收了英国资产阶级学者
斯宾塞的教育主张，认为西方“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6 可见，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不但是国力和军事上衰弱的原因，而且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国民素质低劣和统治者盲目自大、骄奢淫逸的原因，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国民愚昧无知的现状，必须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入手，通过教育来实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目标，以改变国民的内在气质和外在精神面貌。他认为中国在外敌面前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实力上的失败，更是文化教育深层次上的失败。所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必须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改革，才能最终实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目标。
严复在1895年撰写了《原强》一文，向国人介绍了
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教育思想。1896年，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
《进化论与伦理学》一文，更名为
《天演论》。他认为人类社会的竞争与自然界生物的竞争一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界弱肉强吃的自然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所以，他认同斯宾塞所提出的一个国家之强主要体现在国民的“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的观点。因此，要使中华民族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提高国民的内外综合素质，通过教育来实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目标。他主张“先教育，后革命”，反对孙中山提出的“先革命，后教育”的观点。他认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要并重，国家的强弱贫富以及治乱都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密切相关。在民力上，他认为中国人民长期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特别是在近代，外国鸦片的大量输入对中国国民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此，必须重新鼓民力，这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在民智上，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智长期受
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和禁锢，心中只图个人的功名利禄，而轻国家民族之兴亡，所以开发民智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实现国富民强的关键。在民德上，他认为中国的学校教育只重视科举考试，忽视了对士子进行礼义廉耻和爱国思想教育，所以树立国民新的道德理想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因此，“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构成了严复“教育救国论”的理论体系，是严复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
严复认为“鼓民力”就是要通过发展体育来提高国民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他说“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民为之也。而民之性质，为优胜，为劣败，少成为之也。”7 他认为国民健康的体魄是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基础，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育国民健康强壮的身心。而近代中国在教育上却不重视体育，统治者腐败无能，盲目自大，造成社会风气败坏，外敌入侵。男子吸食鸦片，女子緾足自残，造成了国力衰败，民力涣散。因此，鼓民力实为当务之急。严复认为“开民智”就是要通过智育来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他说“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贴、策论诸制科不可。”8 在严复看来，要开民智，一定要善于积极主动学习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并善于将理论应用于生产实际，鼓励国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创造革新。在开民智中改变国民传统的思维模式，以生动的社会生活和自然为求知的对象，这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关键。严复认为“新民德”就是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来进行爱国新民教育，培养符合新兴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具有全新道德品质的国民。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剥夺了国民的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造成了国民心中没有自觉的爱国之心和对国家兴亡自觉的责任感。“新民德”就是要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原则引进中国的道德教育中去，来唤醒国民内心的道德自觉，丰富中国传统道德的内涵，普遍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平，用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来代替封建礼教的道德观，培养具有独立自主人格、具有自觉爱国热情和自觉道德意识的国民。他说：“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则亦有道矣。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国所推择。”9 严复认为西方的道德教化植根于国民个体精神的自由，所以国民内心有自主自觉意识，国家盛行民主平等的社会风气，国民内心的自觉爱国意识和自觉的爱己意识相统一，全国上下充满互爱之心，整个社会讲求诚信，所以这是国家富强、民族强盛的道路。而中国的道德教化植根于宗法尊亲的人文精神，所以国民内心有自觉的纲常伦理观念而无自主意识，所以造成了上下相欺相诈，社会诚信丧失，这是国家衰亡的道路。因此，严复认为只有在学校和社会教化中融入近代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才能促进国民形成新的民德，只有国民形成新的民德，才能形成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富民强的中国梦。
四、倡导科学教育，提倡实业救国的思想
严复认为近代洋务派和维新派虽然都主张教育改革，构建新的教育体系，但在教育内容上都偏向于德育，而科学教育的内容短缺。所以，他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知识教育。他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说，自然科学“有疗贫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干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他认为自然科学其他科学的基础，只有在学校教育中，让学生理解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学会科学的方法，培养科学的态度和思维，造就专业科技人才，才能增强中华民族的生存能力，有效抵御外敌的入侵。严复的科学教育思想充满着科学的活力，他主张将科学教育思想引入学校教育事业中，为中国近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他认为实业教育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条重要途径。他针对中国传统教育以科学考试为目的，严重脱离近代工商业及社会经济生活这一现状，提出向西方实业教育学习，大力发展实业教育，以拯救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局面。他认为实业教育是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实业教育重视对学生进行科学专门知识教育及技术技能实践教育，培养适合社会科技进步和促进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他说“实业教育，与他种教育有不同者，以其人毕业所从事，皆在切实可见功程，如矿、如路、如一切制造。大抵耳目手足之烈，与治悬理者迥殊。故教育之要，必使学子精神筋力常存朝气，以为他日服劳于事之资。一言蔽之，不欲其仅成读书人而已。”10 说明了实业教育重视技术技能教育，对促进社会产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正是中国传统教育所欠缺的。所以，严复认为要改变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现状，实现中华民族富国强兵的目标，就应当重视培养实业人才，并提出分别培养“治学与治事”的人才。“治学”人才就是培养各种实用型的专业技术人才；“治事”人才就是培养治理国家的人才。因此，严复提出“中国今日自救之术，固当以实业教育为最急之务。”11 他认识到实业教育是富国强民的根本，主张依靠中国的同情，循序渐进发展中国的实业教育。总之，严复不但主张发展实业教育，而且崇尚科学教育的精神，这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改革和转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重视科学教育，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发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而言之，历史潮流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中华民族国富民强的中国梦，首先必须以武装革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才能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民，才能拯救处于亡国亡种边沿的中华民族。严复提出的“教育救国论”虽然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但当时中华民族处在外强凌辱的危亡关头，他能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大义上，在主观上积极主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深入思考民族危亡的重大问题，并积极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提出了向西方学习，批判了封建旧教育，提倡新教育，表现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爱国爱民的情怀，表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爱民的热忱，使严复的教育救国思想和人格魅力闪耀着灿烂的光辉，照耀引领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华夏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地奋斗。
注释：
1 王蘧常著：《严几道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1月初版，第47页。
2 3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页。
4 5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严复集》（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8-559页。
6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页。
7 严复：《<</span>蒙养镜>序》，《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4页。
8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页。
9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页。
10 11 严复：《实业教育》，《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4-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