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一生,在致力古文实践的同时,还有意识地在古文理论建设方面作出了贡献.虽然他没有理论专著,但是从他给朋友、弟子的书信及其它赠序等作品中可以看到韩愈的文学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关乎对创作方法和创作过程中诸因素关系作用的探讨和描述,是值得我们“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进学解》）的.本文所论及的“不平则鸣”观点就是其中之一.
“不平则鸣”这一理论观点见之于韩愈著名的《送孟东野序》.此文开篇就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进而慨叹“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一言以蔽之,不平则鸣,物是,人亦然.我们说只有源于生活,深入生活,洞察生活,把握古往今来的文学现象规律的人,才能提出如此有价值、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对我们今天理解文学与社会现实,文学与作者生活的关系是有所启发的.
作家之所以能“鸣”,文学作品之所以能产生,中唐的韩愈就很有见地说明了这些问题,并得出了“鸣”的前提是“不平”.那么怎样理解 “不平”的本意呢?长期以来,许多论者把“不平”仅理解成“不幸”,以为“鸣”的前提就是作者在窘境时的“不平”.其实并非如此,作品充实的内容,必须根植于作家现实生活的土壤,作家只有深入现实生活愈深,郁结得愈厚,才有写作的冲动和具备写出作品的可能,就是韩愈讲的“有不得已者而后言”,“有思”、“有怀”,才可能“鸣”.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共用了三十八个“鸣”字,纵横议论,列举了从上古到魏晋六朝文学和学术的现象,说明了不同时代会产生不同的文学和学术思想.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不平之鸣写到各个时代的善鸣者,指出“治世”、“盛世”和“乱世”、“衰世”都有能“鸣者”,诸如伊尹、周公、孔子、孟子、杨朱、墨翟、老子、庄子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由此出发,如果仅仅以为“鸣”的前提只是作家窘境之时的“不平”,那显然是不够的,也是不符合韩愈本意的.我们认为全面的理解应该是作家“鸣”之前心境上的不平,是“为事物是非相感发”（《送王秀才序》）,使之产生喜怒哀乐的情感,从而产生“鸣”的欲望,正如《礼记·乐记》说的“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也是钟嵘《诗品序》中所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由于“鸣”的前提是多方面的,因而“鸣”的内容也就丰富多彩.既有“和平之音”,也有“愁思之声”；既有“欢愉之辞”,也有“穷苦之言”.（《荆谭唱和诗序》）其实《送孟东野序》文末讲得就很清楚,“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可见得志而“鸣国家之盛”,失意而“自鸣其不幸”,两者都是“不得其平则鸣”.
韩愈“不平则鸣”中的“不平”意思绝非仅指“不幸”,而是两者兼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司马迁“发愤著书”（《报任安书》）的观点,就是后来欧阳修“穷者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的理论,也不如韩愈的观点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诚然,在封建社会中,人们的忧患、痛苦是普遍的、长期的、绝对的,欢乐、愉悦虽有却是个别的、暂时的和相对的.这样的社会生活,个人际遇必然会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中国文学史上流芳百世的作品大多正是这类.生活在中唐时期的韩愈也不例外,封建社会时代的特点,加上自身“跋前踬后,动辄得咎”（《进学解》）的坎坷遭际,决定了他在创作实践上,就不可能只是欢愉之“鸣”,更多的是失意时“鸣其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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