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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大门上有副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应该说很好的形容出了湖南地区数千年来人才辈出的盛况，特别是近世纪以来，湖南人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好戏，以至于曾经出现过“湘人不倒，华夏不倾”的讲法。此说虽有失偏颇，但也确实道出了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先后出现五个重要的人才群体。 一是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派人才群体，代表人物是嘉道年间的名臣陶澍、贺长龄及唐鉴、李星沅、劳崇光等，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魏源、汤鹏等， 二是19世纪50-60年代，即咸同年间的湘军集团，主要代表人物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刘长佑、江忠源等。三是19世纪末，即甲午——戊戌年间的维新志士群体，主要代表人物是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四是20世纪前十余年间，即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志士群体，主要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禹之谟、刘揆一、刘道一、谭人凤、姚洪业、杨毓麟、蒋翊武、焦达峰、陈作新等。五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家群体，主要代表为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彭德怀、李富春、贺龙、任弼时、胡耀邦等。
湖南人才辈出有以下原因：
第一：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移民，使湖南全省人口素质实现了更新，带来了移民所有的开拓精神与进取意识，加上与少数民族联姻，吸收了苗瑶等族强悍、刻苦的习性，从而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他省的特殊的民风：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尚气好胜，霸蛮任性。受这种民风熏陶的学子士人，也逐渐形成特殊的士气文风：质朴淳实，不尚浮靡，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多带血性却又负气好胜。
湖南所特有的民风士习，被人称为“吃得了苦，而耐得了烦、霸得了蛮”的“骡子脾气”。既有马的刚烈，又有驴的耐性。有了这种性格，种田不怕苦累，汗水换来收获，读书不怕艰辛，砚田笔耕，终有所成。
第二：湖湘文化的熏陶，为湖南近代人才群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实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力量。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特别是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隐居衡阳40年，著书讲学，吸收各家学术之长，崇尚实学，提倡经世致用，对湖湘文化影响巨大。湖湘文化作为湖湘学派的承继，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它兼收并蓄，提倡实用，强调爱国思想。而岳麓书院作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培养了大量的经世济民的人才，。“千百年楚才导源于此”书院前门上的这句话实不为过！ 近代湖南几个人才群体都体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这种精神是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
湖湘学派始终以“康济时艰”“传道济民”为治学宗旨，湖湘学者多能“留心经济之学”，且努力付之实践。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直接接受并发扬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嘉道年间贺长龄、魏源提倡经世致用，按照“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原则，将清初以来有关治体、钱粮、河工、盐课、农田、仓储、边防、刑政等奏议文牍分类编辑，名曰《皇朝经世文编》，凡120卷，300多万字，于道光六年（1826年）出版，其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影响了19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对湖南士风影响尤其重大：“三湘学子，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受经世致用学风熏陶，左宗棠自幼立下经世之志，自撰对联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神交古人”。曾国藩早年也以匡时救世为己任。他自己十分重视“经济之学”，“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卷，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注重实用之学，志向却很高远。他在青年时代就提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正是经世致用学风使湖南一批一批的仁人志士，树立经世之志，致力经世之学，养成经世之才，并成就经世之业。
重教向学之风极盛，促使湖南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为湖南学士的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中叶之后，岳麓书院在罗典、欧阳厚均等山长主持下成为湖南人才兴起的大本营，陶澍、魏源、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刘蓉、胡林翼、唐才常、陈天华、杨昌济等都曾就读于岳麓书院。戊戌维新运动中，湖南成立时务学堂，成立一大批学会组织，成为培养人才和研讨学问之所。林圭、蔡锷、秦力山、范源濂、杨树达等一批湘籍名人都是时务学堂的学生。20世纪初，湖南大力兴办新式学堂，并渐渐形成了一师、长郡、雅礼、周南、广益、楚怡、明德等一批名校，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罗学瓒、刘少奇、李维汉、李立三、夏明翰、任弼时等都是从这些名校中走出来，走上革命道路的。
重教向学之风还促使湖南在清末民初的留学热潮中走在全国的前列1902年湖南抚院首次官费派遣学生12人赴日留学，此后，官私费并举，到1904年湖南留日学生达373人，占全国留日总数的11%。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首批留法89人，湖南学生43人，到1920年底，赴法湖南学生364人，占全国赴法学生1576人的22%，仅次于四川，占第二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蔡和森、李立三、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蔡畅等都是从这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脱颖而出的。
第三：政治精英相互提携，形成了一个范围比较集中的人才圈。事实上每朝每代，人才在客观上都是存在的，但是，有实力还有机遇，是人才也需要有伯乐。而发现和培养人才往往是从已成为人才的人从自己已熟悉的人中开始的，这样互相帮带，互相提携就形成一种人才链，逐步扩展，逐步增大，就会形成一个人才团。在这方面曾国藩最为典型。经他向朝廷举荐而得到重用的人才遍于五湖四海，几于不可胜数。他特别重视从同乡中选拔人才，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也注意从学生和亲属中选拔人才，此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据萧一山《清代通史》所载，湖南中兴人物凡87人，36人来自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占41.4%。 据研究，现代湖南军政人才的大量涌现也表现出三个有规律的群体现象。一是一个地方出现许多著名人才，形成了长沙、湘潭、湘乡、宁乡四个人才籍贯核心区域，这几个核心区域英才荟萃，豪杰如云，产生了毛泽东、刘少奇等。浏阳涌现大批革命家，平江出了大批军事将领，醴陵的著名人物在百人以上。解放军的中将以上人员共254人，平江、浏阳各占14人。一场大的革命运动往往会造就众多的革命人。
第四、近代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为湖南改天换地的军政人才提供了现实舞台。 湖南近代人才集中在军政方面，企业家甚少，根本的原因在于近代社会充满内忧外患，急需有一个根本性的大变革，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接连不断，湖南军事政治人才的崛起刚好顺应了“乱世出英雄”的时代需要。换句话说，近代中国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变革这个社会现实，需要大批改天换地的英雄人物，有志向、有能力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人们就有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就有了脱颖而出的机遇，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人的成才需要环境，需要机遇。陶澍、贺长龄、魏源在嘉道年间倡导经世致用，从思想学术上影响了大批湖南士子。但正是太平天国运动为湘军人物的崛起创造了机遇。湘军的成功改变了湖南人的职业观念，“人颇牧而家孙武”，许多青年士子乐于投笔从戎，功立业。湘军时代延续了三十余年，甲午一战划上了句子。同时又成为湖南志士维新求变的契机。20世纪初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奖励留学，湖南青年走出国门，随着反清革命运动兴起，湖南志士又可以在这个醒风血雨之中叱咤风云，成就反清革命和创建民国的历史功勋。民国建立之后，政局依然动荡，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土地战争，抗日烽火，解放战争这一连串的斗争，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才群的涌现创造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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