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史上,曾经涌现了无数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而作为这个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之巅峰——“状元”郎,则是屈指可数。据考证,自唐高祖武德五年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在这1283年间,科考榜数为745榜,共产生了592名状元(一说504人),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状元以及各代武状元,中国历史上总计可考文武状元为777人。
而在这七百多位状元郎中,有惊才绝艳之辈,也不乏平庸者。有时也并非全凭真才实学,就是靠走关系或是偶然原因而高中状元。这其中很大问题出自于科举制度。唐代,进士科考试主要是三场,其后各代基本沿用下来。第一场考背诵能力,填空。第二场考诗赋,作诗一首。第三场考试策,就时务出个题目,让考生回答见解,是想看看考生对治国方略之独到见解,为国家选择治国平天下之英才。 所以其实大部分考试内容是文学方面,关于政治很少。而考试未必能把一个人学识水平测验出来,诗写得好,八股文好,也未必就会做官。何况状元大多是钦点,皇帝学识水平与爱好,直接影响被点状元素质。他们录取状元可能多凭自己爱好和心情,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去衡量。
但不可否认,科举制度确实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有真才实学的治国安邦人才,构成了统治集团从中央到地方官僚队伍的中坚支柱。 其中较为人知有,唐代贺知章、王维、柳公权,宋代张孝祥、文天祥,明代杨慎,清代翁同龢、张謇等。
翁同龢,对中国政治局势起过重大影响和作用。他一生两为帝师,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积极支持康有为变法主张,并最终促成“戊戌变法”,使当时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唐代状元孙伏伽、宋代状元吕蒙正皆为当朝重臣,为人忠直诚恳,敢于直言上谏。 历代状元中,唯一由武状元而位至宰相者郭子仪,一生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两度担任宰相。他力挽狂澜,平定了“安史之乱”,居功至伟,皇帝赞其“再造唐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