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冷战结束以来，我国对内实行经济、政治体制以及文化管理体制等全方位改革和对外实行开放已经30年了。这3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革故鼎新、开拓创新的30年，是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和上升的30年，是人民群众总体来说得到更多实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30年。然而，改革开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到人们思想中新旧不同观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涉及到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和客观条件的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它受到来自国内外、“左”和右的不同思潮的干扰和破坏，它还经受苏东剧变的考验。但是我们党紧紧依靠广大人民闯过了难关，终于使这一重大决策获得成功，从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得中国的国力迅速上升。现在，我们站在30年后的今天，回顾所走过的道路，也许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相关问题诸如性质、意义等认识得更加清楚和明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对其历史必然性的认识。
先谈我国国力迅速增长的必然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的最终根源在于生产力的提高，而任何时代的生产力总是和一定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与原有的生产关系发生尖锐的矛盾，这时生产关系就要变革了，生产关系相对于社会上层建筑来说又称为经济基础，当经济基础需要变更或者已经部分变更时又与原有的上层建筑发生矛盾。这就需要对上层建筑进行变革。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改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所谓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就是改革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这一基本矛盾的理论是解释一切改革和革命，一句话是解释一切社会变革的最基本最普遍最科学的理论。但要说明改革的必然性光从理论上做这样概括地阐述是很不够的。任何一种理论和观点一旦被多数人认可，一旦成为多数人所熟知的口头禅之后，往往就会被任何两种极其相反的做法和观点所利用。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改革，包括教育改革、文化改革等上层建筑各领域的改革，还包括所谓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一些管理体制改革，在当时也是以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为依据的。此外，斯大林在为前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论证时也引证的是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不同语境下社会现实的各种现象。亦即如何具体地理解社会基本矛盾在当时当地（一般指一个国家）的各种情况。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才能达到对事物的正确理解，从而对该事物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就“文化大革命”中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来说，当时只看到了经济基础变成了完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所以要求上层建筑各因素要与之相适应的一面，但没有看到这种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本身有很大的人为性，并没有很好地反映我国生产力相对落后、并且发展水平多层次的客观状况。在一些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只看到某些机构重叠，效率低下，以及对工人有管卡压，打击积极性的一面，没有看到现代大生产活动需要有统一的管理和指挥，从而必然有权威和服从的一面。无论是从前苏联的斯大林时期还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及其在此之前的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来看，他们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解更多地是看到或者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滞后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而产生的矛盾，而很少看到或忌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超越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产生的矛盾。也就是说他们总是从右的方面发现矛盾，并从“左”的方面加以纠正，而不是从“左”的方面发现矛盾，并从相反的方面加以纠正。可见，当时人们无论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还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本身的理解都有极大的片面性，从而在实践中也必然走向错误。
我们所说的现在意义上的改革开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当时的背景来看世界上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至少经历了30年左右。在原有体制下的各种社会矛盾，也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各领域的表现照比以往更加充分地得到了反映。而我国更是刚刚经历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磨难，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破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还未走出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影，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毕竟带来历史发展的转机，也给人们反思原有的认识和走过的道路创造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党中央在带领广大群众进行拨乱反正，系统地纠“左”过程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原有经济体制同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各种矛盾，以及原有政治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弊端。例如单一的公有制同相对落后且发展水平不同，尤其同一些分散经营的生产部门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所有制在很多方面不利于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而且是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只有利于发挥上面的积极性，而不利于发挥下面的积极性，更不利于发挥多数社会成员的创新能力和经营能力；带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按劳分配体制一方面由于这种平均主义而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也由于对五花八门的多种劳动方式不可能找到统一客观的在量上的测量标准而使按劳分配本身具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人们的能力或才能是多方面的，而不同的人往往又有不同的长处。旧有体制最大的弊端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没有把人们不同形式的劳动活动和他们物质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不能很好地达到用个人利益促进劳动活动的目的。二是把人们严格束缚在特定的岗位上和环境里，使劳动者不能自由流动，这很难使人们真正找到有利于发挥自己才能的位置，扼杀了很多人的兴趣和爱好，这就不能形成那种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局面。这些才是当时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之所在，才是影响和制约生产力和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应当说这些问题在建国初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表现出来或者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因此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到后来，尤其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矛盾则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了。但是当时的主导观点对这些现象又做了错误的解释，例如，当时把很多地方的生产上不去归结为阶级敌人的破坏，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从而要通过抓革命来促生产等等。然而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所积累起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就足以使人们认清事情的本来面目了，而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也就越来越深刻而全面地认识到了这些问题。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自下而上的动力，这决不是说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们都没有创造历史的作用。但是处于上层的人们有些人作为既得利益的保守者，缺少进一步进取的积极性，还有一些人作为社会政策方针的制定者和社会理论的研究者，他们或出于本身的局部利益，或出于思想认识的局限性，他们所制定和坚持的方针政策以及所宣传的社会理论与历史发展的规律相背离，从而阻碍或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然而处于下层的广大群众，特别是那些直接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们，是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是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必然地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道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一个社会的根本制度阻碍人民群众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就必然被推翻，如果根本制度没有问题，只是具体的经济、政治体制阻碍或制约着人民群众的劳动和创造积极性就必然需求改革，我国现在所进行的这场改革就是在这后一种条件下发生的。这里暂时撇开根本制度不谈，即使是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来说，无论开始建立时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是任何一种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要求的具体内容的变化，随着这种体制下人们利益的重组和分化必然会走向僵化，必然走向阻碍和影响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改革是必然的，同时在将来的社会发展中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改革也是必然的和经常发生的。
对外开放同对内改革一样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前者解决中国社会这个大系统的内在结构问题，后者则是解决它同外部环境的关系问题。因此，后者的出现或空前的加强也同前者一样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极其有限，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对我国实行高压，在经济上采取封锁、禁运等政策。我们在外交上只能采取一面倒的方针，那时只有同前苏联等极少数社会主义国家有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由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懈努力在外交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偏离，致使对外开放始终未能在诸多领域较大程度地展开。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几点：一是当时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还没有后来那么高；二是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认识有偏差；三是国际环境不利。还有我国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在以往的农业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不迫切，没有对外开放的传统等等。那么，所谓对外开放的必然性也是从这几方面的具体情况的改变开始的。
首先，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最根本的客观原因。经济全球化作为概念或观念在我国流行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但它作为历史趋势本身是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步的。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资本主义，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本主义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还在被消灭。”[1]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必然打破地区、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使经济走向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虽然早已出现，但不同的时期的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各国经济卷入这一趋势的程度也不一样。就我国来说由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且经济落后，商品化、社会化程度很低，以至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自然经济仍占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国经济建设在相对独立的自循环中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开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是很自然的。我们曾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感到宽慰，曾为理直气壮地拒绝外国人在中国办企业而感到自豪。很长一个时期以至在改革开放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把对外开放的重点仅仅理解为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现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要求商品、资金、技术、劳动、原料等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无论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要脱离全球性的经济大循环而达到自身经济的快速持久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总之，过去对外开放不够的根本原因是历史本身的局限，这个局限性被历史本身的发展打破了。
其次，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以及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在认识上的变化是促进对外开放的重要原因。过去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之所以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在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对立绝对化，忽视两者间的统一性，不知道两者有着很多可以沟通、交流和借鉴的方面。此外也机械地理解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关于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寄生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论断，把支持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斗争，把支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而把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只看作策略性手段，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对外开放只能是片面的，畸形的，具有极大局限性的。也就是说基本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对外开放。但是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我们过去对资本主义及其它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认识是不十分正确的。促使人们反思的是这样一些事实。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危机和动荡之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没有迅速衰亡下去，而且出现了比较稳定发展的局面；社会主义国家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不仅自身有许多需要改革和完善的地方，而且不能不长期同资本主义并存于同一个世界中；社会主义虽然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和代替者而出现的，但由于两者都建立在工业生产力以及后工业等时代生产力基础上，那么不可能不有很多相似的方面，至少在技术、管理方式等方面有很多一致之处，这是相互借鉴、合作与交流的基础；社会主义阵营并没能掩盖住内部不同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矛盾，最后由于这些矛盾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而解体。这就是说过分地强调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内部不同理论观点的斗争是不务实的态度，这种做法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还影响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这种认识上的改变必然促进对外开放。
再次，时代主题的转变以及对这个转变的认识是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原因。二战结束之后，特别是二战后所形成的冷战局面结束之后，时代的主题已从战争和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对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试想，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建国初期那样的环境中，在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我国极力进行遏制和封锁的情况下，想对她们进行开放是可能的吗？以往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证明，不仅有我们对资本主义及其同它们的关系的认识发生变化的问题，同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尤其是它们的一些政要对社会主义及其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认识的变化问题。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初，帝国主义者们都视之为洪水猛兽，必欲迅速置之死地而后快。因此采取各种直截了当的强硬手段来对付这些新生政权。但是当着这些强硬措施不可能生效时，他们就改变其策略，采取诸如和平演变等政策，这就必然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此外，各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也需要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多方面的交往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他们的开放就是可能的了。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观察到世界形势的变化，明确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2] 为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最后，相对封闭的传统观念正在被事实所打破。如前所述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在历史上既不象古代希腊等地中海沿岸国家那样有海外掠夺与交流的必要，也不象近代的西班牙、英国和日本那样资源匮乏，拥挤不堪以及有海外殖民等便利的自然条件。谈到封建时代我们也常说中华民族拥有开放的心态和海纳百川的胸襟，但那时所谓的开放与交流除了象佛教等文化形式是在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高度来说不甚自觉的情况下的自然传入与接受之外，其他方面大都是中华先人以君临天下的姿态，以据于世界中心的优越感来向四周的蛮夷小邦们进行教化与施恩的。这同现代意义的开放观念是两回事。到了近代外国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时一方面使我们谦虚甚至自卑起来，认识到有学习西方的必要，但当时的对外开放是被迫的和耻辱的，这给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阴影。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经济文化落后的状态还需要改变，但在政治制度上的先进地位又使我们在某些方面骄傲起来，而且那时总地来说有一些简单化的认识，以为政治制度一旦先进，经济文化就会很快发展起来。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以及上述种种原因，我们强调自力更生，发动大跃进等运动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历史事实改变着我们的观念，在传统社会中不需要开放不等于现在不需要开放，相反封闭只能导致缓慢的衰亡。建国后二十几年的探索、努力、徘徊和失误对于一代人来说时间不算短，但对整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来说时间也不算长。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是聪明的，而且有知错必改，奋起直追的品质和勇气。迈开这一步现在又有三十年了。
三
综上所述，我们分别谈了改革和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我们通过一系列事实和对这些事实的理论性认识说明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深刻理解这一点是有重要意义的。
首先，可以进一步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3] 又说“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4] 这段重要的论述既说明了改革开放的极端重要性。也说明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不同认识和观点的争论。然而要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念不仅要从三十年的切身体会中，要从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中加以认识之外，还必须把它上升到历史发展必然性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改革开放虽然其具体实现过程是通过人的意志和行动来实现的，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历史发展规律，它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随便加以制造、取消和改变的。
其次，可以使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更加切合实际，使之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改革开放既然是客观规律，那么它就必然有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依据、过程、内在尺度和各方面的具体规律。那么，我们在具体实施改革开放的时候就必须深入研究这一系列具体问题和方面，例如在改革中要区分改革什么，坚持什么；哪些是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哪些是具体工作上的问题；在我国现实条件下所有制结构中各方面的比例关系究竟怎样更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在个人的经济收入方面平均主义不行，但差距过大肯定也不行，那么怎样找到一个合理的尺度，并用怎样的具体政策来保证其顺利实现呢？再如，按照一般系统论的观点，活的，能够进行自组织的系统都是开放系统，但是它不可能没有任何相对的封闭性，如果一个系统完全对环境开放，那么这个系统也就完全融入环境的物质中，从而使自己消灭了。作为一个国家就是一个社会系统，所以从一般的理论上说它是既开放又独立的。具体来说我们尽量加大开放，使我国在同世界这个大环境的交往中充分吸收有利于自己的方面从而得到发展，同时也要充分注意到影响我国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乃至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的问题。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自16大以来一再强调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思想。这理所当然地包括改革开放的实施过程中的科学性问题。
最后，有利于在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过程中保持良好心态。既然改革开放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发展规律的体现，那么它就必然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会表现出来。当历史进程还没有发展到该阶段时就不会出现，人们也不会达到对它的自觉认识。这里涉及到对党和国家的历史，对我们所走过的道理，包括成就和失误，包括对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和决策者的认识和评价问题。因为历史发展确有规律，但这些规律又是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那种脱离人的活动的所谓规律是不存在的。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会从表面上看问题，容易把历史事件的发生包括成就与失误归诸于个人，归诸于历史变化中偶然事件的得失，而且往往是从自己当前的有限认识、狭隘经验，局部利益出发去评价是非，并根据自己情感上的好恶去做当前的事情。这样就不利于执行好党在现实的各项方针政策。更不能从历史发展规律性的高度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和本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完成任务。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反对谈论历史，评说任何偶然性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相反，我们认为研究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中的偶然性，诸如个人的性格、能力等素质对历史进程也不是没有任何影响，任何个人也不应该逃脱后人对他的议论和评价。但我们所要说的是无论个人的作用多大，相对于亿万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创造活动所形成的历史运动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决策作用和推动作用乃至阻碍和影响作用都是历史规律的表现形式而已。
当我们理解这些，能够从历史必然性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问题时就会有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态，就增加一些进一步探究我国国力迅速上升的欲望，就会多一份执行历史任务的使命感和神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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