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市场】（财新专栏作家 王志浩）中国人这么多，到底为什么？这样问似乎很无礼，由我一个外国人问更显无礼。但问题所指的是中国巨大的人口，而不是它在全球市场上巨大的影响力，所以这个问题没有不当。实际上，无数人认为，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中国人太多”。 前段时间我似乎在《中国历史上的人类与土地：一项经济学分析》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An Economic Analysis”）一书中找到了答案，该书出版于1986年，作者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退休教授赵冈。书中赵冈教授解答了关于人口的问题，同时帮助读者了解到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起伏、以及土地（及人口）在这个过程中也起到的重要作用。 这部著作的核心是人地比率的提高，换言之，土地数量有限、耕作它的人却越来越多。这个比例上升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从十二世纪开始去城镇化、并走向贫穷。人地比率也解释了为什么十八世纪中国没能像欧洲一样实现技术突破、开展工业革命。作为一位好的经济历史学家，赵冈教授极为深入地从各种渠道搜集了人口和耕地方面的历史参照数据。他的数据显示了人地比率演变过程中的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土地不约束人口的增长，典型的五口之家耕作约50亩地或者每人10亩地。由于人力缺乏，农民们发明了节省劳力的工具，使得人均生产力提高到欧洲水平以上。到西汉统治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9年），牛取代了马在田间耕作，耕地面积因而增加。人口数量开始增长。 结果，到公元七至八世纪（唐朝，公元618年-907年），土地开始成为人口增长的限制。更多的土地被开垦耕种，促进生产力的发明创造再度得到奖励。铁开始被广泛应用于农用工具，镶钢的犁和镰也开始被使用。 随后即迎来了转折点。十一世纪，人口增速开始超过土地开垦和生产率。人均耕地面积开始下降，而且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近现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均耕地面积只有2.8亩，只相当于汉朝的五分之一。在这些巨大的压力下，开垦更多耕地被赋予超前努力，尤其在南宋时期（1127-1279），在沼泽和湖泊密布的南方筑堤排水造地种米。大米本身是一种新作物，由福建商人从现今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进口而来，并迅速取代了中国人日常必需的小米和小麦。大米能提供的能量是小麦的四倍，因此特别适合土地有限的人们。然而，尽管以上种种努力，人口持续增长，劳动力变得过剩。自宋朝以后，新农具需求为零：犁地只需亲朋帮忙就可以了，因此再没有发明什么新农具。 赵冈认为，传统的中国家庭结构以一种欧洲小家庭永远无法做到的方式消化人口增长。社会赋予男性后代的重任使得婚姻成为繁衍义务，而且通常很年轻就结婚。儿媳及其子女被吸收入男方家庭，由男方养活。家庭规模由此扩大，以吸收更多的人口。中国家庭要养活很多口人，包括一些没有生产能力的家庭成员；边际劳动产量可能低于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甚至接近于零）。你可能看不到“闲置”劳动力，但它确实存在。 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则相反，男人首先要有一份收入才能考虑结婚，结婚的年龄因此比中国推后。结婚之后，夫妻双方也要自己养活自己，生孩子的数量因此比中国少。由于只能依靠自己，欧洲小家庭限制了人口增长，边际劳动产量也就不会掉到贫困生存线以下。 在中国这种吸收性的家庭里，人口数量随着重大事件、和平与动乱而涨落。中国人口数量在和平时期增加，在战乱、饥荒和疾病爆发时期减少。但随着人口基数提高，坏年景对人口增加的影响越来越小。经历了北宋连续150年的和平年代之后，养人的大米又在南宋时期取代小米和小麦成为主食，人口增长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两千年来形成的观点普遍认为，在中国农村，封建地主大量置地及剥夺农民。赵冈教授认为这是对历史严重的错解。 相反，汉朝以后历史上，中国农村是农业和工匠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以五口之家为主体，每户耕种约100亩地。土地以市价自由转手。从明朝中期开始，土地所有权变得更多样化，而不是更单一。成功的城镇商人常常会买地作为基本资产，虽然土地的经济回报不高，但在当时轻商的文化背景下，土地给他们带来了声望和地位。 到二十世纪初，那些在一场重大全国普查中被归列为地主的，每人拥有的土地面积平均只有34亩，其中27亩租给佃户。普查中，70%的土地由小地主持有，与其他国家的水平没有不同。地主当家只是个故事，贫穷却相当真实。但贫穷可以解释为人地比率的提高：由于经济以农业为主导，人均土地减少意味着实际工资下降，代代如此。中国陷入了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到十八世纪，劳动工资勉强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 人地比率转换对中国城镇化也造成了戏剧化的影响。十三世纪中国的城镇化和很多其他方面一起领先于世界。据赵冈教授估算，中国的城镇化比例最高曾达到22%，之后急转直下。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城镇人口再没有达到过22%。 中国的城市与欧洲不同。欧洲城市收容来自封建领地的逃亡者，主要是商人和工匠。这样的城镇往往发展成独立的权利中心。相比之下，中国的城镇由大型、统一、集中的国家所建立、并为之组成管理前哨。城墙内的城镇围绕着政府建筑而规划，城镇居民自由出入农村。 结果，中国城镇比欧洲的成长得更快，至少到十三世纪是这样的。据赵冈教授估算，到十三世纪，南宋都城临安（现今的杭州）有250万人口（100万在城墙内，150万在城墙外），而同时期的欧洲还没有超过10万人口的城镇中心。伦敦人口直到十九世纪后期才超过250万。赵冈教授估算，十三世纪中国南方城镇化比例超过了20%。 然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随着实际工资骤降、人口激增，中国开展了去城镇化。农村吸收着所有的新增人口，因为土地不能产出足够的农产品来支撑一个城镇的非农业人口。宋朝市镇激增，但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没有哪个城镇中心的人口规模超过100万。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城镇化比例已经达到7%。在十九世纪，城市的重要性再次开始慢慢增强。但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城镇化比例才再次触及20%，目前仅略超50%。 人地比率提高带来另外两个结果：科技发展的停滞和环境压力。劳动力如此充沛无需改革创新。英格兰则相反，土地面对有限的人口只能导致高实际工资，这或许是点燃工业革命的火花之一。英格兰北部富饶的煤田激励发明家建造机器节约劳力。资本家大规模地使用并改进这些机器，因为由此产生奇迹般的生产力至今不衰。中国大量的人口则不能为发明创新提供动机。 随着更多的土地被垦殖，更多地环境问题也随之产生。北部中国的森林被砍伐，南部中国的沼泽地被筑坝，更频繁的洪水随之而来。黄河流域大的洪涝灾害自十三世纪开始增多。 现代中国与过去大相径庭。实际收入不再拴在人地比率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通过农业去集体化提高农业产量，再使人们脱离农田进入小规模的制造业，进而脱离贫困。对外国直接投资敞开大门意味着中国可以引进西方工业革命，而不必自己搞发明创造。拖拉机、改良的种子、灌溉和现代农业手段已经解决了基本的食物难题，解放出劳动力在工厂和城市释放更高的生产成效。 然而，历史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很多我们需要研究的改革经济的政策变化都被人地比率提高这千百年中建立起来的观念所屏蔽了。以下是需要改革的三个政策领域： 以独生子女政策为例。人口增长是导致中国两千年贫穷的原因之一，无怪很多人担心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将再次导致贫穷和人口过多。然而，这是个错误的历史教训。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经济增长，整个亚洲都是可见收入提高的同时繁殖率在下降。而且已有证据表明中国正是这种情况：不少农民以前都有意愿生两个或者更多的孩子，但现在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只生一个。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激增。 类似的深层次的恐惧还充斥着食品政策：人这么多，为他们生产食物的地却这么少，中央政府非常担心过度依赖进口食品。官方95%的粮食自给自足的目标仍然成立（尽管它似乎不包括大豆，中国目前大量进口大豆）。玉米贸易现在似乎在进入一个小的净赤字，尽管政府仍然很不安。但如此不安是不必要的。原油进口已经占据了石油消费的50%以上；大规模进口的铁矿石是中国城镇建设必不可少的东西。中国已经融入了全球市场，全球市场几乎没有可能会对中国关闭，尤其考虑到中国购买力之巨。更好的选择是：集中提高农业生产力、允许农民向更高回报的农作物（例如水果和蔬菜）转换，这样就不需要大量的土地，然后进口额外所需的粮食。 在关于如何改革农村土地的辩论中，土地私有化的反对派通常描绘出一幅封建时期食租衣税的剥削制度和失地农民涌现的画面。然而，赵冈教授的研究认为，私有土地市场充满活力，它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很行得通，并没有导致土地所有权出现可怕的集中。 在现代中国，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首先搞清楚哪些农民对哪块土地享有所有权。成都、深圳和其他一些地方已经开展了这样的调查，一号文件也呼吁开展全国范围的调查。一旦农地使用情况有了准确的记录，就可以向所有农民颁发土地使用权证书。这些措施就位之后，保护农民权利应该会容易得多了，最好由中央政府在地方成立督察委员会、由中央直管， 帮助农民进行土地交易谈判、获得公平的补偿。■ 作者为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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