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其自身有着很深的文化价值，但是它就真的没有错误？人们常说水浒是三分真，七分假，三国是七分真，三分假，毕竟这两部都是小说，是供人们消遣的读物，而不是历史史书，所以难免会有一些艺术加工，所以出现错误也是合理的，有的可能是为了推动情节的需要，有的则是作者自身的问题。关于水浒中生辰纲一段，有一处描写似乎存在问题。
智取生辰纲是水浒中的经典桥段，讲述了青面兽杨志带领着一众兵卒押运生辰纲，为了防止遇到强盗，选择天热赶路或者夜间赶路，但是老督管等一行人多有抱怨，最终不听杨志领导，坚持走黄泥岗，一条可以歇息，但是时常有强盗出没的地方。
晁盖从刘唐那里得知杨志护送生辰纲，想要劫走这笔不义之财，于是伙同白胜，阮氏三兄弟还有智多星吴用，他们扮作客商，而白胜则是卖酒的商贩，当时天气炎热，他们将掺了蒙汗药的酒卖给杨志他们，一会他们纷纷倒地，而晁盖等人顺利劫走生辰纲，因为杨志喝得少，所以早醒，为了不被怪罪，选择逃跑，而众人则是向官府报案，称杨志伙同贼人劫走生辰纲，这便是经典的智取生辰纲的桥段。
人们会疑惑从河北到汴梁，为何要绕道山东郓城，这不是徒增危险吗？首先我们不能否认作者对于地理知识的混淆，毕竟那个年代没有导航，而作者很明显文学底蕴很深厚，但是地理知识未必都懂，比如林冲雪夜上梁山，朱贵划着船来接他，那个时候整个湖面该结冰了，为何还能够划船？所以作者可能故意为了推动情节发展，而忽视客观实际。
再者杨志自己的考虑，杨志也明白这批生辰纲非同小可，走寻常路线势必会有很多灾祸，也许那些贼人就在路上等着他们，所以他宁可选择远路，安全一些。又或者生辰纲其实是对蔡京的贿赂，这种东西走官路本就不合适，也许正是蔡京授意走这条路的。
还有黄河的决口问题，黄河在历史上多次改道，也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治理水患，北宋时期开封是黄河泛滥区，除了水源外还有大量的泥沙，这种道路非常难以通行，杨志自然需要绕远路，选择山东郓城来走，毕竟自己曾经押运花石纲可是掉过水里的，这点顾虑还是有的。
所以水浒中这个细节确实值得考虑，还有人说这是原本中的错误，因为智取生辰纲这段，施耐庵是仿照《大宋宣和遗事》写的，也许作者没有细细考量，只是觉得这个确实足够新颖，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
为什么杨志押镖不走直线近路，非要绕一圈呢？难道施耐庵真得如一些人所说，地理知识欠缺，只是为写小说而写小说？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施耐庵的写作是非常严谨的。
水泊梁山的故事发生的背景在宋徽时代，就是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而在这个时代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的杜充决黄河以阻金兵的事件。
金国第二次伐宋攻破开封前夕，杜充镇守北京大名府，杜充不敢与之交锋，于是下令开决黄河大堤，使黄河水自泗水入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夺淮入海”，企图以此阻挡身后追兵。但是杜充决河非但没有阻止金国东路军，还致使当地百姓被淹死二十万以上，北宋时最为富饶繁华的两淮地区毁于一旦，近千万人无家可归，沦为难民。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黄河线路，是1855年也就是清文宗咸丰五年，黄河决铜瓦厢改道后形成的现行河道。而近代最有名的黄河决口就是1938年的黄河花园口决堤，其原因和宋朝的杜充如出一辙，不能不说，历史的轮回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而花园口决堤使两淮地区的百姓蒙受长久的苦难，直到1947年的花园口被堵复。新中国成立后，举全国之力，花了十余年的时间治理淮河，才彻底改变了两淮地区灾祸连连的历史，这也是两淮地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原因所在。
施耐庵“水浒传”的历史背景就是黄河泛滥，而杨志的押镖路线施耐庵所给出的是出了大名县径直朝东南走，到了郓城然后再去开封，整整多了将近100公里。为什么要这么走？因为在当时只能这么走。
施耐庵19岁时中秀才，28岁时中举人，36岁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能够中到进士，施耐庵无疑是古代精英人士了，这样的古代精英其所学是非常庞博的。而且在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耐庵在苏州是参与了张士诚的军事谋划的。按今天的话说，施耐庵是做过军事参谋的，你认为他会看不懂地图？
其实，题主的问题，施耐庵在书中就已经交代了。因为这个问题在当时就是一个常识性问题，施耐庵也就没必要多费笔墨。
书中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里，杨志对梁中书说了这样一句话：恩相在上，小人也曾听得上年已被贼人劫去了，至今未获。今岁途中盗贼又多，甚是不好，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经过的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的去处………梁中书道：恁地时多着军校防护送去便了。杨志道：恩相，便差五百人去，也不济事…………
“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这里就说已经清楚了，在当时，黄河还没有流经开封，黄河流到郑州一带之后，朝东北方向去了。所以，开封城在北宋时期，还看不到黄河。没有黄河横道，不是更好走吗？为什么杨志说这条路不能走呢？还说“便差五百人去，也不济事”，原因很简单，还是和黄河有关，因为这片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黄泛区”。
黄河历史上下游曾经26次改道，黄河水决口之地，洪水过后，泥沙淤积，土地变得贫瘠且盐碱化，这就是黄泛区的实际情况。
汉代以后，中原人口加剧，环境影响越来越严重。黄河逐年水灾频繁，泥沙淤积，决口改道不断。宋代黄河更加泛滥，“黄泛区”的人们生活极为艰辛，大名府到开封中间的这一片地区更是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让这里的民风极为凶悍。在五代至北宋末期3次黄河改道过程中，洪水在梁山脚下汇集成一片辽阔的水域，这个梁山，就在现“黄泛区”山东西南部梁山县境内，这片水域就是大名鼎鼎的，号称有八百里的水泊梁山。
宋江在梁山举旗聚义，号称十万之众，就是因为这里的人生活困苦，民风凶悍。历史上的刘邦是今天江苏北部的丰县人，朱元璋是安徽凤阳的，这两个地方刚刚好也是处在黄泛区。所以，施耐庵之所以这么写，就是因为他对这一片地区的情况太熟悉了。这样的行进路线，对当时身带财货的人来说，就是必然的选择。
这条路线，别说杨志不会走，就是一般的行脚商人都会选择绕道山东郓城。就如杨志所言：“经过的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的去处”。只要逢山遇林，有岗有坞的地方，就会有强人出没，就是去500人都不够。那有这么多强人？只不过都是活不下去的百姓而已。
综上所述，杨志从山东走远路，正是为了绕开这一两百公里的黄泛区。这一点，作为现在的我们已经很难体会到，但是施耐庵却是完全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