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至宋太祖始，讲究的便是文官治国，政治比起其他的不少朝代而言，相对于民主不少，士大夫的地位空前的高，对于国家大事的发言权也更高，在这特殊的时间段里，就诞生了不少在后世闻名的文人，譬如苏轼，譬如范仲淹，又譬如韩琦。
作为北宋仁时期的宰相，韩琦是当时士大夫之中最高的政治代表，从仁宗到神宗，他一共辅佐了三代帝王，参与了北宋的许多重大事件，被后人称为“宋朝第一相”，虽然他的人生经历十分的丰富，但可能是因为他在宋代这个名人都带“文气”的时代，更偏向于是一个政治家而非文学家，所以在后世人心中，他没有像他的同僚一样具有“高人气”，或许仅有提到北宋政治的时候才会对这个人说上一二笔。
一、出生名门，性格纯一
韩琦出生于公元1008年，是典型的北宋中期人物，他的父亲是北宋的名臣韩国华，官至右谏议大夫、泉州知州，可以说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官二代”。
不过韩琦并没有怎么享受到过父爱，因为韩国华在韩琦四岁的时候便去世了，年幼的韩琦是在母亲和哥哥们的抚养之下长大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韩琦形成了“大志气，端庄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在后来也影响着他的仕途。
二、早期仕途，不甘堕落
天圣五年，年仅19岁的韩琦便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进士，开启了他的仕途之路，明道二年，他开始掌管左藏库的收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差事是吃力不讨好的，怎么做都一样，做不出来什么实事，自然很难得到升迁的机会。
但是韩琦却并没有这样想，他不仅将自己的本质工作做得很好，还向仁宗请求设立“传宣合同司”，免去主管清点，仁宗自此，看到了这个年轻人身体之中蕴含的潜力。景佑三年，他又担任了右司谏的职位，完成了自己职位上的多重跳。
在宋代，御史台和谏院两个机构专门负责谏诤，其中以谏院为甚，而韩琦正是在谏院担任谏官。谏官这个职位在宋代并不“吃香”，在《宋史》之中就有记载，曹修古曾带着十二个御史去早朝，路上看到两个宦官骑马没有躲避，这是与理不合的，于是“呵者为止”，一般来说，宦官的地位十分的低下，但是这行御史却“反为所骂”，由此可见，在当时，谏官的地位其实有些低。
三、直言善谏，稳步提升
但是韩琦却并没有因为自己地位不高而退缩，相反，他直言善谏，这种“善谏”从他在掌管左藏库收支的时候就敢向皇帝提出修改意见的时候依然能窥见一二，更不必说他担任谏官之后。韩琦自己就对自己的谏言写下如此的评论：“善谏者，无讽也，无显也，主于理胜而已”，正是这样的“窍门”加上自己敢于谏言的性格，才使得韩琦在谏言这条路之上走得十分平稳。
韩琦担任谏官三年，在此期间内，他改变了北宋前期谏官不敢谏的现状，使得谏官的地位稳步提升，最终甚至能和宰相相抗衡。
康定元年，北宋在三川口惨败，这次战争让那样“居庙堂之高”的统治阶级不能够在做着大国梦，仁宗派遣韩琦和范仲淹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前往前线。
四、经历挫折，逐渐成熟
韩琦在军事方面也有一定的天赋，在他的领导之下，军队之间的配合能力获得了显著的提高，但是他也并不是全对，他看不清局势，盲目主战而忽视了防守的重要性，尤其是他和范仲淹二人之间的分歧，更是使得战况急转直下，最终使得好水川大败，宋损失惨重。
不过在后期，韩琦获得了改变，开始注意到防守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地觉得只要攻打就能够获得胜利，可以说，这段军旅生活，让韩琦飞速成长。
原本的他不过只是个“居庙堂之高”只会为国为民忧愁的文人学者，一个只能够看到表象而思考不到内在的年轻人，他张扬，带着年轻人独特的锋利，而在这之后，他蜕变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他会去思考，会去探索，会去权衡得失。
对于两次变法改革的不同看法（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
当然了，韩琦在历史之上留名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参与过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这两次宋代重要改革。
先说庆历新政，他是这场政治改革之中的重要人物，一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对于新政的看法，提出来措施，另一方面，即使在新政失败的时候，他也并没有把自己摘出来置身事外，而是为改革派辩护，由此可见他的风骨。
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在，公元1056年，韩琦又重新回到政治的中心，拜枢密使，两年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又三年，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韩琦，成为了北宋的宰相。
值得一提的是，韩琦积极参与了庆历新政，并且维护改革派的利益，但是在王安石变法时，他却成为了一个不小的阻碍，岁月真的能将一个人从改革派变成保守派吗？韩琦真的变了吗？其实不然。那么韩琦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便是财政，他向神宗谏言设立了“三司条例司”，在这样的改变之下，原本的三司系统成为了虚设，其权利也被削弱，其导致的后果只会是“冗官冗费”。宋朝为了限制武官的权力，大肆设置文官，这本来就已经让宋朝的财政出现了一定的空洞，朝政之上更是愈发腐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设置一个单独的机构，只会将这潭浑水搅得更混。尤其是这个机构的权力范围还极大，破坏了原有的政治体系，政治体系被重新打破重新洗牌，没有人知道结局是好是坏，韩琦也只能权衡利益，选择反对。
而韩琦批判更加严重的还是王安石所说的青苗法，在王安石的原本意图之中，青苗法是“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补寡而抑民豪夺之意也”的，这是好事，但是真正执行下来，却并没有想象之中的那么好。
韩琦认为，青苗法规定了乡村五等户所借的青苗钱数，户等越高，借钱则越多，但是那些上户真的会借钱吗？他们本身是以放贷者的身份存在的，会成为借贷者吗？而且如果人户不愿意申请青苗钱时，要结罪申报，如果说提举司派人劝说，人户愿意申请之后，地方官员还会受到处分，这样算来，很容易出现强制发放青苗钱的行为。
可是青苗钱本身是有利息在的，这损害的就是老百姓的权益。而且让有一定资产的人为没有经济实力的人担保，贫民还不起钱的时候，这些有经济实力的人要代为偿还，这确实没有损害国家利益，但是，这些有资产的人难道就是活该为别人买单？
当然，除了这两点外，韩琦还反对了王安石变法的不少条例，但是仅仅从上文的两点就可以看出，韩琦并不是随意反对的，而是有凭据的反对，是真正的为国为民，在很多改革派的眼中，韩琦是落后是保守的，但是对于当时的国家，韩琦保证了他们的利益，总的来说是有利于社稷的。
结语
韩琦这一生，可以说是褒贬参半，喜欢他的人说他是“宋朝第一相”，在不喜欢他的眼里，他的主战让宋朝损失惨重，他就是个“无用之臣”，只适合在政坛之上，军事之上一窍不通。
但是，虽然说韩琦在军事之上确实有所失误，但是这些错误却并不能够抹杀掉他的功绩，而他对于宋朝的功绩，我们说他是“宋朝第一相”也不足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