轵国的形成，具有独特的传奇色彩。因轵出阳樊，其传奇色彩跟周襄王赐予
晋文公封地有直接关系。据《济源市志》载：“周襄王十七年（前635年），晋文公定王室。王以阳樊、温、原、攒茅四邑赐晋。”春秋时，封赐是一种奖励方式，受封赐者对其封地不愿降服的军民，多以武力讨伐征服之。这四邑之中，“阳樊”和“原”在今济源境内。不知晋文公是如何得“温”和“攒茅”二邑的，但在获取“阳樊”和“原”二邑时，晋文公却是以非武力的温和方式而得之。“原”乃夏代之都城，晋文公先取“原”。其时，他命士兵各带三天粮食，先把原城包围起来，并说“限时三日，若原民不降，即撤之。”当时，晋文公属下不解此言何意。三日后，原民并未投降。这时，派出的谍报人员从城里出来报告说，城内原民粮已将绝，再持续几日就会投降。晋文公属下将领闻之大喜，都劝晋文公还是再等几天吧。晋文公却说，守信是立国之宝，也是取得民心的根本。如果再围下去，虽可夺得原城，却失去了信，怎么能得到原民的拥戴呢？于是，便下令撤军。原民见晋王如此守信，即主动降于晋。这就是后世称之为“伐原示信”的典故。然而，这种方法用于“阳樊”同样是围而不伐，却未完全奏效。史载“晋军围阳樊，阳民不服。文公从阳樊大夫仓葛之谏，乃解。”面对晋军的包围，在“阳民不服”的情况下，仓葛提出了什么意见被晋文公采纳了呢？仓葛之谏曰：“周襄王赐给晋文公的是阳樊的城池而不是阳樊的百姓，既然阳樊的老百姓不愿降服，就让晋军入城，阳民退出，这样井水不犯河水，岂不两全齐美哉！”晋文公无奈，只好屈从于仓葛。于是，仓葛遂率阳民退聚东南二十里，“始以战车列围，继而
筑城”。因在古代车毂、车轴末端、车厢两侧的栏木都称轵，所以，“始以战车列卫”的这座新城，就称之为“轵城”了。这种独特的城防营造方式，在古代或者说在古今中外，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轵国故城虽然在营造方式上非常独特，但并非弹丸之地。其规模，据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现，轵国故城为长方形，城垣南北长1766米，东西宽1865米，面积约330万平方米。其遗迹东、南两城墙保留较为完整，高1～9米，宽6～38米。相传轵国故城有9门9关，现已发现城门7处，
水门遗迹2处。城墙系夯土筑成，含春秋、战国、西汉诸文化层，夯层结实坚固，夯窝略呈圆形。城内出土文物丰富，有陶、骨、石、铜、铁等器物。其中以西汉文帝五铢石钱范、石磨盘和置挂两用铜熏炉较为珍贵。城内里坊设施较为规整，西北部的圪塔坡传为宫殿区，人称金銮殿。城中心区的大明寺原为西汉轵侯所建的焚修香院，宋代舍为寺院，元代重修，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在城南门内，还有战国四大刺客之一的聂政故居及其操刀鼓屠之井。故城近郊，有泗涧古墓群，系故城贵族、官吏墓葬区，
郭沫若先生曾经鉴定过的、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汉褐绿釉桃都树，就是从这里出土的。城北的屯军村，为古代守卫故城的驻军营房处。城西的留养村，则是故城辎重给养仓储所在地。如此看来，昔日的轵国故城是非常繁华并具有相当的守备防卫力量。
轵国的国土面积，今人虽不便以数字而论，但从轵国故城庙宇内一通碑碣的记载来看，当时的疆域并不算小。其碑铭曰：“古轵国，东接覃怀，西连晋地，南拱南山，背靠济水。以山为屏，以河为带，诚天造地设之区也。”这里可以看出，就南北距离而言，从黄河北岸的南山到济水的发源地——现在济源城内的济渎庙，至少在30公里以上。至于东西距离，东边的覃怀，在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一带，约有80公里之遥。西边的晋地，在山西境内，那就更远了，可能远远超过了现在济源市的东西距离。广袤的国土，为轵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轵国的都城一跃成为“天下名都”。据《盐铁论?通有篇》载：“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这里所说的“魏之温、轵”，魏者，乃战国七雄之一的
魏国也。“温”和“轵”作为侯国均为魏的附属国，其中“轵”便是轵国了。
轵国的兴衰，从春秋至唐朝历经1200多年的沧桑岁月。其间从春秋“战车列卫筑城”始，曾为周之畿内地，战国时成为轵邑，先属韩都，后为魏之重镇。秦置轵县。西汉至南北朝，曾四度封为侯国，李朝、薄昭、李寿、寇赞先后封为轵侯，故有“古轵国”之称。西晋时，又置轵县。后来轵县的衰亡，与祭祀济水有直接关系。
隋开皇二年（582年），文帝颁诏在济水源头修建济渎庙，祭祀济水成为国典。十四年后，即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又在济水源头筑城设邑，析轵县北，以水命名置济源县。此时，因济水之源而得名的济源县，与由大变小的轵县同属河内郡所辖。直到唐贞观元年（627年），轵县才完全并入济源县。从此，轵国或曰轵邑故城渐渐沦为村镇。
古轵国虽然在改朝换代中随着行政区划的改变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其境内熟为人知的轵道和轵关，却永远写在了历史的记忆里。
在古代，轵道是通往
九朝古都洛阳的一条交通要道。千百年间，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仕女商贾、江湖侠客、流寇盗贼、游民乞丐等等，为了找饭吃、找衣穿、找官做、找钱花，纷纷带着一种漠然的神情，来来往往地在这条古道上奔走，蹄踵相接，络绎不绝。然而，轵道的作用远不止这些，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军事上。其战略地位之重要，屡屡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读过中国古典小说
《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该书第十四回有这样一段文字：“却说李乐引军诈称李傕、郭汜,来追车驾,天子大惊。杨奉曰:‘此李乐也。’ 遂令徐晃出迎之。李乐亲自出战。两马相交,只一合,被徐晃一斧砍死于马下,杀散余党,保护车驾过箕关。太守张杨具粟帛迎驾于轵道。帝封张杨为大司马。杨辞帝屯兵野王去了。帝入洛阳……”这是东汉末年，
汉献帝这位可怜兮兮的
末代皇帝从山西安邑出发，由杨奉、董承保驾过王屋山，然后走轵道返回洛阳时，途中发生的惊险一幕。汉献帝者，乃后来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那位皇帝也。文中涉及的轵道，就在现在济源市境内，如以济源城为坐标，西则穿越王屋山达山西高原，向南经轵城镇通往洛阳这条公路就是其基本走向。
轵道形成于春秋，因轵国或轵邑而名。轵道的形成，从一开始在战略上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了。当时，晋文公东战各诸侯国取得霸主地位，可以说轵道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自春秋始，轵道一直是古代中原地区通向山西高原的一条重要的官道。战国初期，因轵国原属韩国，所以轵道也是韩国及中原各诸侯国与魏国（都城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北，古称安邑）交往的重要通道。《战国策?赵策》
苏秦说赵王曰：“秦下轵道，则南阳动。”这里所说的南阳，并非现在豫西南的南阳市，而是济源至新乡一带的黄河以北、太行山以南地区。今南阳市古代则称宛。轵道在当时诸侯相互征伐中的战略地位，苏秦之说可见一斑。到了公元前361年，魏都从安邑迁至大梁（今开封市西北）后，随之而来的是东、西部之间的交通不便。当时魏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就像个“回”字，中间的小口是韩国，小口以外大口以内是魏国。而在大口的四周，西为
秦国，北为燕、赵，东为齐、鲁，南为楚。虽然韩国被魏国所包围，但是，魏国从安邑到大梁或从大梁到安邑，要绕基本上是180°的半圆形弯道，交通极为不便。魏国为给本国东、西之间找到一条交通捷径，同时更为军事之需要，便于公元前359年与韩国交通部分土地，才取得了轵道的行路权，直到后来轵国属魏，轵道就归于魏国的了。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日益强大，具备了吞并战国七雄中其他六国的物质基础。此后，秦魏之间为争夺轵道，多次进行战争。终于，公元前291年，秦将司马错率军攻魏，取得轵道。两年后，
秦将白起再次伐魏获胜，取得大小城池61座，其中也包括轵国的都城轵城，完全控制了轵道，并最终沿轵道攻取河内之地。可以说，秦得轵道，为后来夺取中原统一中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想像，当年漫漫轵道上，战马嘶嘶、金戈铁甲、刀光剑影、硝烟弥漫的场面，是多么悲壮而又惨烈。秦之后，轵道在军事上的作用依然重要：东汉时期吴汉率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与青犊军之战，宋代
岳飞部将梁兴、
赵云、李进等人率部与金兵的王屋山之战，明代将领冯胜与元代将领扩廓铁木儿的济源之战，明末清初来往于山西与河南黄河以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与官军之战……都频频发生在轵道上，或把轵道作为军事交通线，调兵遣将，运送粮秣，补给军需。古老的轵道，就像一条历史大道，记录着朝代的兴衰、历史的沧桑以及充满血与火的战争风云。
穿越历史的时空看轵道，轵道还是一条传承文化的通途。君不见，轵道上客流最盛者莫过唐代的道徒和诗人。唐代是中国道教的鼎盛时期，而济源的王屋山则是道教活动的中心。唐皇室不仅把道教作为唐朝的国教，而且更将其作为唐皇室家族的宗教，推崇备至，身体力行。司马承祯曾奉诏在王屋山修建“三宫”（阳台宫、紫微宫、清虚宫），与其几乎同期修建的迎恩宫，就因“唐亲王驾临”而得名。玉真公主入道王屋山后，公主入道之风大开，又有11位公主先后入道，甚至杨贵妃也被度为太真宫女道士，号太真。继而社会贤达、文人墨客、普通百姓也以崇道为时尚，道风席卷整个大唐广袤的国度。因东都洛阳与王屋山之间被滔滔黄河所阻，来往于京城洛阳至王屋山的客流众多，光靠渡船摆渡过河已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于是又耗巨资在黄河上架了一座河阳桥。在唐代，此桥乃万里黄河第一桥。一桥飞架南北，其南接洛阳，北连轵道，打开了东都洛阳通往王屋山的方便之门。这样，云集京城的社会名流、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或乘车、或坐轿、或骑马、或步行，可以很方便地通过河阳桥，沿轵道到济源漫游太行山水，到王屋山朝拜道教胜地，或吟诗作画，或寻仙访道。史载：自从司马承祯入主王屋山后，先后有李含光、玉真公主、薛季昌、焦守静、张探玄、刘若水、谢自然、杜广庭、张果老、侯真定、鲁希言、鲁和光、李仲卿、王损之、柳默然等名师道羽到王屋悟道。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岑参、杜牧、高适、孟郊等，都曾到王屋山访道咏诗。如李白有诗赞王屋山曰：“山高水长，物象万千。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又曰：“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白居易有诗曰：“济源山水好，老尹知之久。”还有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也是他在王屋山修道时所作……诗人们在轵道上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留下的是一行行足迹，同时在济源山水间，为济源也为后世留下的，则是丰富的、不朽的文化遗产。
在古轵国境内，还有一处与轵道同等重要的关隘——轵关。轵关地处轵道西端，位于济源市西部22公里处的封门口村东，俗称封门口，战国时置关，当豫、晋交通之要冲，属“太行八陉”之第一陉。陉者，山脉中断之地也，亦称山口。太行山古有“天下之脊，东西巨防”之称，是黄土高原边缘的一道天然屏障。它从北京自北而南至新乡折而向西，绵延千里，为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其山势险峻陡峭，海拔高度均在千米以上。整个太行山脉只有八个山口，古称八陉。如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其分布为：一曰轵关陉，在河南济源市境内；二曰太行陉，在河南沁阳市境内；三曰白陉，在河南辉县境内；四曰滏陉，在河北磁县；五曰井陉，在河北获瀣县；六曰飞孤陉，在河北蔚县；七曰蒲阳陉，在河北易县；八曰军都陉，在北京昌平县。
轵关陉，自古而今就是连接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通道。古人云：“关当轵道之险。”也就是说，太行八陉之中，惟有设于轵道上的轵关最为险要。轵关两山夹峙，呈“V”型，仅有丈余之阔，号称“封门天险”。史载古代道路上设置关隘，一方面是为了军事防御控制交通，另一方面也是征收关税的重要设施。秦汉时期，轵关就设有盐官，专事盐税。在军事上，轵关和轵道一样，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秦昭王十六年（前291年），秦魏之战后，本属魏地的轵关变为秦国所据；还有后赵石虎、前秦苻坚、西燕慕容永，都曾兵临轵关；南北朝时，轵关为东魏与西魏、北齐与北周的边境地带，彼此各据险要，杀伐攻战，相夺此关。北齐天宝三年（552年），怀州刺史平鉴调集工匠整修轵关，加强了防御工事以拒西魏；北齐河清三年（564年），大将斛律光率卒二万，沿轵关筑长城二百里置十三戍，史称该长城为齐岭。同年九月，北周大将杨标进攻轵关，北齐太尉娄睿凭借轵关天险和坚固的长城工事，抵御来犯之敌。两月余，破北周军于轵关并生擒杨标。至今，齐岭长城遗迹仍依稀可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轵关的战略地位是何等重要。此后多年，几经战乱，轵关毁而复建，建而又毁。到了明洪武初年，又置轵关，并派重兵把守。轵关的最后一次重建，是在清咸丰六年（1856年）。当时，为了防范农民起义军从中原突破轵关，进入山西，继而威逼京城，清政府重新察勘轵关旧址，在两山之间重建关楼。施以青石为拱、糯米汤搅拌石灰为浆，关楼墙体十分坚固。重建后的关楼，高四丈五尺，门宽二丈二尺，并筑左右关墙六十丈整。还在关楼左侧的南山筑炮台，右侧的北山设瞭望台，驻守步马弁兵三十名，以总兵领之，昼夜值守。此关楼，极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此关平时之管制，重建轵关峻工时立于关口的一通“旨令碑”有载，其碑铭曰：“酌定关门启闭时刻，以示限制事。照得封门口为晋豫两省出入门户，本部院前以旧关塌废，亟应修建设防，咨商河南抚部院委员，会同济源、垣曲等县合勘重建。兹据该委员等具报工竣，察关门启闭有常，不可漫无限制，为此示仰弁及过往军民人等知悉。每日黎明开关，定昏闭关，该弁眼同上锁，无论风雨，必依时启闭。凡过往行人，多须留心察看，如遇实有形迹可疑，始许盘诘，送垣曲县究问。夜间分班值守关楼，兼在附近巡查，不许旷误。遇有叩关者，该弁即亲诣查询，实系本地良民，方准开关放行，该弁不得故意留难，丝毫需索，致于重咎。往来行人，也不许藉端生事。有干并究。毋违，特示。”
发布这一旨令告示者，乃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山西兼管提督盐政印务节制太原城守尉王为。从告示中可以看出，王为其人在从严治关的同时，还是很注重维护同当地群众的关系的，深知封门天险固然可守，而民心更不可失。得民心者封门守，失民心者封门丢。军民一心，众志成诚，才是一座真正攻不破的雄关啊。
轵关在现代军事史上，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抗日战争初期，日军长驱直入济源境内，继而西犯。中国军队赵寿山将军曾率部凭借封门天险，击之轵关，使日军遭到重创，至今犹为人称道。
如今，漫漫轵道，巍巍雄关，已在历史发展的缓慢进程中由兴而衰，由衰而逝了。昔日轵道上风啸啸兮战马嘶鸣、刀枪剑戟寒光闪烁、杀声震天的场面，已成不堪回首的昨天。人们在这条道上或步行、或骑马、或坐轿、或肩挑、或推车、或驴驮，看似悠闲实则艰辛的“行路图”，早已随着时代的变迁，成为过去岁月的烙印。取而代之的是：和平带来了繁荣，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取代了骑马坐骄，也取代了肩挑驴驮。古轵道在奔驰的车轮下，悄然发生着变化，变成了光滑平坦的柏油路，变成了连接省道、国道和高速公路的干线公路。变得一切都今非昔比了。遗憾的是，设于轵道上的那巍巍雄关，已在解放战争的战火硝烟中化为乌有，今日惟遗迹尚存，给前来凭吊轵关的文人墨客和游人们留下了不尽的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