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三世界的崛起，不仅根本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格局，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从两极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2、第三世界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共同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任务。为了巩固民族独立所取得的成果，发展经济，必须谋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保卫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历来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任务。战后半个世纪没有发生世界性战争，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反对是重要原因之一。
3、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加入联合国，使这一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发生很大的变化。
4、第三世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上升，它的发展改变着世界经济的面貌。
另外，在解决关系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诸如生态平衡、环境污染、人口增长失控、粮食、能源、难民、禁毒等方面，也离不开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今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需要第三世界国家参与解决。
所谓弱国无外交，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是强权林立，是大国之间的利益争夺的外交，弱小国家在国际组织中并没有多少话语权，这个可以参考伊拉克战争，印度支那战争等。以前被列强操纵的联合国被发展中国家视为与发达国家对话的舞台，并且拥有很高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具有较高的国际地位。但是还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主要还取决于八国集团。
发展中国家曾经以较为完整的群体规模和相对统一的力量，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如促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推动召开讨论原料与发展问题的第六次特别联大，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动用石油武器，制裁西方国家，造成持续三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等。
冷战结束前，发展中国家群体主要依托跨区域和区域组织发挥作用，尤其是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非加太集团（ACPGroup）、石油输出国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OIC）、阿盟、非统（非盟前身）等，都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在重大问题上可以用“一个声音”说话。
它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反对美苏争霸损害自身利益，非殖民化和消除种族隔离，以及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日新月异，世界主要力量对比发生巨变，全球利益结构多元化，格局复杂化，国际规制呈现新的演化，多种力量角逐秩序重塑。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群体呈现大分化、大改组。
以宗教、种族、地缘因素或相近政治和经济诉求而结成的大型发展中国家集团，大都活力日渐消逝，既难以影响全球重大热点问题的解决，亦无力引导世界的主要经济和政治趋势。它们的首脑会或外长会仍定期举行，仍发表大量的宣言、声明或公报，但少见实质性的合作行动，更谈不上统一的战略努力，言不信，行不果。
如分别拥有数十个上百个成员国的集团组织，在对待全球化、反恐、伊拉克战争、伊朗核计划、阿以争端、达尔富尔、科索沃、多哈回合、气候、环境、联合国改革、油价暴涨等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立场，甚至陷入争吵。
内部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导致利益诉求不一，甚至彼此冲突。例如，在伊斯兰会议组织（OIC）的57个成员国中，2007年沙特、土耳其、印尼、马来西亚、伊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阿联酋、埃及、阿尔及利亚等10国的GDP总额约20442亿美元，占伊斯兰世界的72%。
另外47国除巴林、卡塔尔、阿曼、科威特、文莱系富国外，其他42国总财力比不上沙特一国，它们欠长期外债7300亿美元，占其年GDP总额的87%，且无力偿还。海合会六国及文莱的人均收入，已超过某些发达国家，其中卡塔尔人均年收入达66063美元，属世界最富有国家之一。
与此同时，联合国划定的49个最不发达国家中，伊斯兰国家占了22个，另有7个伊斯兰国家因经济倒退已接近最不发达国家的主要指标。如上情势必然产生利益冲突。据世贸组织2007年评估，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仍然很高，全球50%的反倾销调查案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之间。
内部矛盾和冲突进入多发期，各类力量组合不断变化。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分别或同时被边界争端、资源纠纷、部族摩擦、教派矛盾、战乱、瘟疫、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恐怖主义所困扰，出现数千万难民。
小、弱、穷国不得不依据生存需要，围绕大、强、富国划线站队，或频繁“反水”，变更“阵营归属”。相当数量的民众对该国前途失去信心，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移居、滞留发达国家。
一些经济、科技、教育、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急欲改变自身国家定位，甩掉“发展中国家”的帽子。除已经成为欧盟新成员的12个“原”发展中国家外，韩国、新加坡、土耳其、乌克兰、马其顿、克罗地亚等一批国家，已经很不愿意被称为“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
它们“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法律体系，在所谓“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民族自决”等问题上的价值评判，日渐与西方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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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
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
第三世界的多数国家是工业基础薄弱的农业国，经济结构单一，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贫困。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总的看来，前30年经济发展较快，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陷入停滞状态（被称为“失去的10年”）。
90年代以后，才又出现新的发展势头。表现为：第一，创造了比独立前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甚至创造了比发达国家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第二，畸形的经济结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第三，民族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第四，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增大。
2、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增强
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体上发展较快，实力增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增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尤其是东亚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拉美经济发展速度也很快，非洲现也已开始从诸多的困难中摆脱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陷入经济衰退，而发展中国家仍持续快速发展。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开始减弱，它们对世界经济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这将有利于它们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3、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都一直在调整经济政策，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其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根据该国国情制定与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普遍地以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来代替过去的以进口替代为主的发展战略，以取得更好的发展效果。
第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减少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国有企业实行转轨，鼓励发展私营企业等。
第三，调整产业结构。许多国家从强调以发展工业为重点转向重视工业和农业相适应的发展，注意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业），强化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努力实现各部门的均衡发展。第四，实行开放政策。不同程度地参与国际经济大潮，争取有利机会发展自己。
4、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面临的问题
虽然从整体来看，发展中国家战后50多年的经济发展取得很大成就。但是，由于原来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国内政局稳定程度的不同，发展战略和改革调整水平的不同，科技、教育、文化重视程度的不同，以及其他地理条件、人口状况等因素的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可以分为四类：第一，高收入的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石油生产与出口国。第二，上中等收入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包括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等。
第三，下中等收入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占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多是农业国，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的阶段，正在争取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第四，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人口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其中许多国家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发展中国家
国际加工的形式从过去的部门间专业分工向部门内专业化分工方向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不同型号规格的产品专业化；零配件和部件的专业化；工艺过程的专业化。任何一个专业发达技术进步的国家也不可能生产出自己所需的全部工业产品。
当今世界，少数经济发达国家成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国，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它们各自内部以及相互之间又形成更细致的分工。这是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阶段。今后，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进展，国际分工更要向前发展。
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不仅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还在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
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且需求的收入弹性不大，市场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有限，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则日趋活跃，这就更凸显出后一优势的发展前景和现实意义。
因此，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我们必须把握好我们的发展定位，不仅需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参与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垂直分工，还应顺应国际分工的新趋势，积极参与水平分工，承接跨国公司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工制造环节的海外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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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条件
1、社会经济条件
包括各国的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内市场的大小，人口的多寡和社会经济结构；
生产力水平
它是国际分工形成与发展的决定因素。只有在机器大工业发展起来 ，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进行国际分工的要求。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对国际分工提出更高的要求。
生产关系
参与国际分工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际分工的性质和特点。例如在旧殖民主义时期，国际分工明显带有宗主国掠夺、统治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性质和特点。
2、自然条件
包括资源、气候、土壤、国土面积的大小等等。这里，生产力的发展是促使国际分工发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技的进步是国际分工得以发生和发展的直接原因。
不同国家的地理 、气候、资源、国土等条件不同，为国际分工提供了自然基础。但现实中究竟如何进行国际分工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国际分工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国际分工格局事关一个国家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定位，其演进趋势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已有不少文献对国际分工的深化及变动做出了分析。事实上，当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工体系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1.传统的垂直型分工正向混合型分工转变，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多层次的崭新格局产业间分工。国际分工在不同产业间进行，主要特征是发展中国家从事资源类初级产品的生产，发达国家从事制成品的生产；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如玩具、鞋帽等，属于制造业的低端产品；发达国家从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如机械、电子等，属于制造业的高端产品。在这种分工格局中，产业边界是清晰的，形成以垂直分工为特征的国际分工合作体系。
产业内分工。国际分工依据同一产业内部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来进行，具体而言，产业链条可以分为三大环节：一是技术环节，包括研究与开发、创意设计、生产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和技术培训等分环节；二是生产环节，包括后勤采购、母板生产、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分环节；三是营销环节，包括分销物流、批发及零售、广告、品牌管理及售后服务等分环节。经历了多年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逐渐着力于研发和品牌营销，控制核心技术和经营技巧，而把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去，生产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哑铃”型；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全球价值链条中，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明确自己的发展定位，承接着这种产业环节转移，着力于加工制造环节。如耐克公司是一个典型的微观案例。耐克公司掌握产品设计、关键技术，授权越南、中国等国外生产厂商按其产品规格、技术标准生产产品，自己则在全球建立营销网络，进行产品的广告宣传与销售及提供售后服务。
产品内分工。国际分工按照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或零部件的不同技术含量进行，技能含量高的工序、附加值高的部件一般由发达国家来完成，发展中国家承担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初级零部件生产，或者是主要部件依靠进口、承担最后加工装配的工序，其结果是“万国牌”产品的大量出现。例如我国的上海、西安、成都和沈阳四大飞机制造公司就承担了波音737的水平尾翼、垂直尾翼和CFM 航空发动机的制造。
在这种多层次的产业分工格局中，分工不仅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垂直分工，还表现为同一产业、同一产品价值链上不同环节之间的水平分工。迄今，由于仍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未能从初级产品中脱身，他们仍以垂直分工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因而垂直分工仍在发挥着作用。但应该说，水平分工更适应了生产全球化的大背景，正日益显示出它在国际分工中的重要地位，使得世界各国的生产活动不再孤立地进行，而是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2.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传统的国际间产业转移正相应地演进为产业链条、产品工序的分解与全球化配置如在东亚地区，传统的分工格局是日本将国内进入衰退阶段的劳动密集型产业（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纺织、服装，80年代的家用电器等）先后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和东盟，然后再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呈现出产业梯度转移的特征。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的经济、产业各处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发展格局和产业分工格局。但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国际分工的边界正从产业层次转换为价值链层次，一国的竞争优势也随之不再体现在某个特定产业或某项特定产品上，而是体现为在产业链条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上，因为从产业链细分的角度看，技术密集型产业有它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高科技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它的知识技术密集环节（如服装产业的服装设计环节）。在价值链分解的基础上，每一个企业只能根据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优势资源，收缩自己的业务领域，从事价值链上的某一环节或某一工序。任何企业，也只有融入某一价值链并在价值链中准确定位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对发达国家而言，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它们必然寻求在成本最低的国家或地区去组织生产，由于劳动成本方面较大的区位差异，不仅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内的海外转移是势所必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介入新兴产业、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
3.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将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上在新型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不仅表现为产业层次的高度化，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递进，还表现为在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上。因为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国际分工的产业边界在弱化，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的作用在提升。具体而言，在产业链条层次，由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的转移是增值能力和分工地位提升的显著标志；而生产环节又可细分为上游生产（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像电脑中的芯片、微波炉的磁控管等）和下游生产（终端的加工组装），越接近于上游的生产其技术含量越高，附加值越大；越接近于下游的生产其知识技能的要求越低，附加值也越小。所以在生产环节中，由下游生产向上游生产的递进也一样意味着分工地位和增值能力的提升。
二、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分析
影响一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因素很多，包括资源禀赋、技术条件、管理制度等，但它最终要体现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所以一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该国的比较优势。本文将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来评估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所在及其变迁，并以此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做出实证分析。
RCA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指数是指一国总出口中某类商品所占份额相对于该商品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其公式为：RCA ：（X[，ij]/X[，i]）/（X[，wj]/X[，w]）
其中，RCA 代表某类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X[，ij]代表i ，国/j类商品的出口额，X[，i]代表i 国所有商品的出口总额，X[，wj]代表j 类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X[，w]代表所有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如果RCA 值大于1，表示该国在该类商品的出口上相对集中，在这类商品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与此相关的另一分析指标是Cr，即显性比较优势变动指数，其内涵为一个时段内的RCA 指数与前一时段RCA 指数之比，它能较好地反映出一国比较优势的调整与变迁。如果Cr值大于1，表明该国在该类商品上的比较优势在提升；反之，如果Cr值小于1，表明其比较优势在弱化。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贸易与发展报告》（2002）及其他相关资料，表1提供了1997—1998年我国主要出口商品（出口份额达到全国1％以上的商品）的RCA 指标数据，并与1992—1993年相对比得出了比较优势变动指数Cr的数据。
注：在产品类别中，A=初级产品，B=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品，C=低技术产品，D=中级技术产品，E=高级技术产品，F=未被分类的产品。资料来源；UNCTAD：Trade And DevelopmentReport，2002.（1）在标准国际贸易分类体系下（SITC），我国主要的出口商品集中在第8、7和6类商品上，第8类产品主要是服装、鞋类、玩具、旅行用品等，第7类主要为机械、电子产品，绝大多数的信息技术产品都包含在这个产品类别中，第6类产品主要包括各种金属制品、部分纺织品等，多为初级加工原材料产品。
（2）在这三大类产品中，从比较优势指标来看，1997—1998年，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最高的RCA 值，旅游用品、服装及服饰、玩具及体育用品列前三名，RCA 值均在7以上，分别达到8.9、7.5和7.0，显示出很强的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同时某些高技术产品也显示出了较强的出口竞争优势，数据处理设备、通信设备及零部件的RCA 值也超过了1.（3）从动态比较优势指标Cr来看，1997—1998年与1992—1993年相比，高技术产品具有最高的Cr值，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变动指数普遍不高，尤其是纺织类产品，除去人造纤维织物的Cr值大于1外，其余6个项目的Cr值均小于1，表明部分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市场扩张空间有限，有些产品的比较优势正在不断弱化，换言之，它们或许正面临着崛起于成本更低国家、有更强竞争力的供货厂商的挑战。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正与之相反，虽然RCA 值不是很高，但增速明显，显示出良好的成长性，数据处理设备、晶体管及半导体的Cr值高达5.2和2.0，分列前两名，表明部分机电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正在快速提升。
（4）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不断提升的背后，是中间品及零部件进口的迅速增加。当把RCA 指标用于进口产品的分析时，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在我国进口产品RCA 值居前10位的产品中，有7种产品属于中间品或零部件产品，占到进口总额的27％。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在加工装配业务上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中，我国参与的只是这些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虽然我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得以提升，但并不能完全表明我国的企业在这方面已经具备相应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实力。
以上分析表明，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不仅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还在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且需求的收入弹性不大，市场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有限，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则日趋活跃，这就更凸显出后一优势的发展前景和现实意义。因此，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我们必须把握好我们的发展定位，不仅需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参与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垂直分工，还应顺应国际分工的新趋势，积极参与水平分工，承接跨国公司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工制造环节的海外转移，在跨国公司产业链条的分解与全球化配置中把握机遇，寻求新型发展空间。
三、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1.劳动力成本优势问题
在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劳动力成本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于吸引成本驱动型的国外投资，承接国外公司加工制造环节的海外转移，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参数。但客观地说，人们对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有高估之嫌。表2提供了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对比情况，数据表明，中国的工资水平要低于选取的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水平，但是由于中国总体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使得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要明显高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如墨西哥、菲律宾、韩国、印尼等），导致的结果是，尽管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要高出中国，但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却低于中国。
但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二元”特征，即外商投资企业的较高劳动生产率与国有企业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并存（要知道，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但它们所吸纳的就业人数尚不到全部劳动力的1％），劳动生产率低主要源自国有企业。进而可以推演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低并不是绝对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制度层面得到解释。即国有企业由于缺乏用工自主权，尚不能按照员工的边际生产率来决定其去留，其结果必然是冗员对劳动生产率的稀释。因此说，只要企业改革到位，赋予它们应有的用工自主权，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会得到更好的发挥。
2.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合成谬误”与过度竞争问题
当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纷纷仿效当初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出口导向战略，一起同时推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时，结果便引发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合成谬误”问题：少数国家的成功之路，扩展到全体发展中国家，这一路径就不那么现实，至少是来得没那么容易了。加之近年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从而放慢了夕阳工业的关闭速度，同时不少中等收入国家没能顺利实现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仍旧从事着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更加剧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压力。它所形成的结果，一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过量供给，导致产品价格下跌，有迹象表明，与工业化国家的同类产品相比，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价格近年来不断下降。二是形成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同质化竞争，产生大量的经济摩擦。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专家测算，以1997—1998年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50种出口产品为参照，我们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具有很高的趋同性，与斯里兰卡、巴西、巴基斯坦、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出口结构相似系数都在0.5以上（S.M.Shafaeddin，2001），这是贸易条件不稳定、经济摩擦不断的重要根源。对此我们需要认真思量，多做准备，参与国际竞争时，就不仅要考虑供给还要考虑市场需求，考虑市场容量和市场的可接受程度，并最终通过适时的产业转型与升级摆脱过度竞争局面。
3.加工制造环节的增值能力问题
在当代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为扩张，但事实上，此种产品只是表面上由发展中国家出口，但实际上这些国家从事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大部分技术和技能包含在进口的零部件中。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贸易与发展报告》（2002）中的数据，尽管发达国家在世界制成品出口的份额现在有所下降，从1980年的82.3％下降为1997年的70.9％，但它们在世界制成品增加值中的份额，却从1980年的64.5％上升为73.3％；而发展中国家却与此相反，虽然在世界制成品出口的份额大幅度增加，从1980年的10.6％上升为1997年的26.5％，但并没有以相应的幅度提高在世界制成品增加值中的份额，只是从16.6％略升为23.8％（见表3）。惟一的解释是，发展中国家所承接的加工制造环节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较低层次，增值能力有限，附加值较低。例如，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最为活跃的电子产品生产中，第一层次是美国，他们生产的是高附加值的芯片和软件，在全世界电子行业中所获取的利润要占60％左右；第二层次是类似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他们生产关键性的电子器件，其利润要占到20％左右；第三层次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是进行终端产品的加工组装或者一般性零部件的生产，所获利润只有10％左右。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对这一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全面而清醒的认识。一方面，我们不能由于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而否认参与新型国际分工、承接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经济合理性，因为加工制造环节是我们的现实优势，是我们融入跨国公司产业链条的切入点。这对于我们实现与国外的产业对接，吸收、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意义重大，同时也是我们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必要途径。考察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成长历程，也都是从加工组装起步切入全球化的生产体系，而后再逐步从低附加值的产业环节向较高层次递进的，这一点对我们应该有所启迪。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满足于这样一个下游生产商的角色，而是要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基础上，提高核心零部件的本土化生产水平，由下游生产商向上游生产商推进，强化生产环节与技术研发的相关性，并适时向产业链条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环节渗透，从而逐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加工增值能力。本回答被网友采纳